今天收到一位朋友從紐約寄來的信，信上有這樣一段話：“這次北京‘作協’大會，海外反應很強烈，雖然大家說話有些不好聽，但幾乎都感到興奮與欣慰。
我們隻盼望能真正地實行下去。
您那顆一直年輕的心，也許能分外地理解我們。
”她是《美洲華僑日報》副刊的編輯，還附寄了兩期副刊的剪報。
副刊的大标題是：《海外的回響，對中國作協第四次代表大會的觀感》，執筆的有二十四位海外作家。
這次大會的确是一次盛會，我雖然因病沒有能出席，隻是托人在會上念了我的開幕詞，但是會後常有人來找我談開會的情況，我還讀過大會的一部分文件和簡報。
我對這次大會懷有大的期望，我有一個想法：這次大會一定和以前的任何一次會議不同。
根據什麼作出這樣的判斷，我自己也說不清楚。
大會結束了。
反應的确很強烈，我指的并不是“海外”，是國内，反應來自跟這次大會有切身關系的全國作家。
反應強烈，說明這次大會開得不尋常；會後聽說在這裡好些單位都主動地請人傳達，可見這次大會受到普遍的注意。
對于大會可能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但有一點則是共同的：大家都歡迎它。
當然也有例外，有人不滿意這樣的會，不過即使有，為數也極少，這些人隻好躲在角落裡發出一些噪音。
大會開幕後新華社記者從北京來電話要我發表意見，我正在病中，沒有能講什麼，隻說：“會開得好。
我同意王蒙那句話：‘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真的到來了’。
”今天我讀了海外華人作家對大會的“觀感”，意外地發現他們的想法和我的相差并不遠，他們的話我聽起來并非“不好聽”，而是很入耳。
這裡不存在理解不理解的問題。
說實話我的心已經很不年輕了，但是我和他們同樣地熱愛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同樣地熱愛我們善良的中國人民，所以我們走到一起了。
我随便舉一個例子。
一位海外同行說這次大會“最值得注意的有兩件事：第一是胡啟立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給作家以創作自由的保證；第二件是劉賓雁、王蒙等革新派作家的高票當選。
”第一件事在所有海外同行的觀感中都曾經談到，或深或淺，或明或暗，大家一緻認為“創作自由”是創作繁榮不可少的條件。
第二件事提到的人不多，不過劉賓雁、王蒙的作品在海外受到普遍的重視，有人甚至認為他們的當選是“革新派的凱歌”。
這樣的意見有什麼“不好聽”呢？我們自己不是也有類似的意見嗎？
最近我還在家養病。
晚上，咳得厲害，在硬闆床上不停地向左右兩面翻身，總覺得不舒服，有時睡了一個多小時，又會在夢中被自己的叫聲驚醒。
睡不着我就東想西想。
我常常想起剛剛開過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
于是對大會我也有了自己的“觀感”了。
可是很奇怪，我想到的恰恰也就是那兩樣事情：祝詞和選舉。
這是大會的兩大“收獲”，也是兩大“突破”。
代表們出席大會，并不是“為開會而開會”，而是為了解決繁榮創作的問題。
作家們用自己的腦子思考問題，對他們“創作自由”和“藝術民主”不再是空話了。
不用說黨中央對“創作自由”的保證受到熱烈的歡迎，這是對作家們很大的鼓舞。
說到選舉，有人說，這次不是照别人的意思畫圈圈，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想法挑選“領導人”。
這兩件事都隻是一個開端。
但是一開了頭就會有人接着朝前走。
走了第一步就容易走第二步。
有人帶了頭，跟上來的人不會少。
有了路，走的人會更多。
全國的眼睛都在注視這次大會上發生的事情，大家都在想：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