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一月出版的《讀者良友》（二卷一期）上我看到題做《再認識托爾斯泰》的文章。
“再認識”托爾斯泰，談何容易！世界上有多少人崇拜托爾斯泰，有多少人咒罵托爾斯泰，有多少人研究托爾斯泰，但誰能說自己“認識”托爾斯泰？抓一把污泥抹在偉大死者的臉上，這不是什麼“私生活揭秘”，關于托爾斯泰的私生活已經有了那麼多的資料，本人的、家屬的、親友的、醫生的日記、書信、回憶等等，還有警察的報告和政府的秘密文件，更不必說數不清的用各種文字編寫的托爾斯泰的傳記了。
在他的晚年，這位隐居在雅斯納雅·波
良納的老人成了政府和東正教教會迫害的對象，各種反動勢力進行陰謀，威逼托爾斯泰承認錯誤，收回對教會的攻擊，老人始終不曾屈服。
他八十二歲離家出走，病死在阿斯達波沃車站上，據說“在他與世長辭的那所屋子周圍，擁滿了警察、間諜、新聞記者與電影攝影師……”①這說明一直到死，他都沒有得到安甯，對他的誣蔑和诽謗也始終不曾停止。
他活着就沒有能保持什麼私生活的秘密，他也不想保持這樣的秘密。
他是世界上最真誠的人。
他從未隐瞞自己的過去。
他出身顯貴，又當過軍官，年輕時候确實過着放蕩的貴族生活。
但是作為作家，他嚴肅地探索人生、追求真理，不休止地跟自己的各種欲念做鬥争。
他找到了基督教福音書，他宣傳他所理解的教義。
他力求做到言行一緻，照他所宣傳的去行動，按照他的主張生活。
為了這個目标，他奮鬥了幾十年，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他的一生充滿了矛盾，為了消除矛盾，他甚至否定藝術，相信“藝術是一種罪惡”。
他離開書齋把精力花費在種地、修爐竈、做木工、做皮靴等等上面。
他捐贈稿費，讓遭受政府迫害的他的信徒“靈魂戰士”們去加拿大移民。
他還放棄自己著作的版權……這一切都是他的妻子所不理解的，因此他們夫婦間的隔膜越來越深，分歧越來越大。
老人又受到各式各樣自稱為“托爾斯泰主義者”的“寄生蟲”②的包圍，他們對他過分的要求③促使他的偏執越來越厲害，他竟然寫了一本書證明莎士比亞“不是一個藝術家”。
在逝世前最後幾天裡他還寫過這樣的話：“我深深感覺到寫作的誘惑與罪惡……”他走到這樣的極端，并不能消除自己思想上的矛盾，減輕精神上的痛苦，也不能使他的“弟子和信徒們”完全滿意，卻增加了索菲雅夫人的誤解和擔心。
那個替丈夫抄寫《戰争與和平》多到七遍的女人，當然不願意他走上否定藝術的道路，因此對那些她認為是把托爾斯泰引上或者促使他走上這條道路的所謂“托爾斯泰主義者”有很大的反感，她同他們的鬥争越來越激烈。
她熱愛藝術家的托爾斯泰，維護他的榮譽，做他的忠實的妻子，為他獻出她一生的精力；她卻不能忍受作為人生教師的托爾斯泰，也就是“說教人”的托爾斯泰，她這種不斷的歇斯底裡的争吵，反而給老人增加精神上的痛苦，把老人推向他那些“門徒”，促使老人終于離家出走。
他留給妻子的告别信還是一八九七年寫好的，一直鎖在他的抽屜裡面。
這說明十三年前他就有離家的心思，他的内心戰鬥持續了這麼久。
隻有小女兒亞曆山德拉知道他出走的計劃，她陪他坐火車，中途他病倒在阿斯達波沃車站，就死在那裡。
亞曆山德拉後來寫過一本回憶錄④，書中有這樣的話：“我父親死後，母親大大地改變了。
……她常常在一張大的扶手椅上迷迷糊糊地睡幾個鐘頭，隻有在别人提起父親的名字時，她才醒過來。
她歎息，并且說她多麼後悔曾經使他痛苦過。
‘我真以為我那個時候瘋了’，她這樣說。
……一九一九年她患肺炎去世。
姐姐達尼亞和我看護了她十一天……到了她明白自己快要死的時候，她把我姐姐和我叫到床前。
她說‘我要告訴你們’，她呼吸困難，講話常常被咳嗽打斷，‘我知道我是你父親的死亡的原因。
我非常後悔。
可是我愛他，整整愛了他一輩子，我始終是他的忠實的妻子。
’我姐姐和我說不出一句話。
我們兩個都哭着。
我們知道母親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