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偶爾翻閱近幾年出版的《随想錄》，原來我寫過五篇提倡講真話的文章。
可能有人認為我講得太多了，為什麼老是揪住真話不放呢？其實，誰都明白，我開的支票至今沒有兌現。
我編印了一本《真話集》，隻能說我扯起了真話的大旗，并不是我已經講了真話，而且一直在講真話。
這幾年我生病，講話、寫文章不多，要是給自己算一筆賬，收獲當然更少。
經過這些年的實踐，我懂得講真話并不容易，而弄清楚真、假之分更加困難。
此外，我還忽略了講話和聽話的密切關系。
人們習慣于聽好聽的話，也習慣于講别人愛聽的話。
不少的人善于看别人的臉色講話：你喜歡聽什麼，他就給你講什麼，包你滿意。
更多的人聽到不“滿意”的話馬上闆起面孔。
對他們，話并無真假之分，隻有“入耳”與“不入耳”之别。
他們說話，總是出口成章，滔滔不絕，說過就忘記，别人要是提起，自己也不會承認。
在他們，講話不過是一種裝飾，一種遊戲，一種消遣，或者一種手段。
總之不論講話聽話，都隻是為了滿足一時的需要，所以他們常常今天講一套話，明天又講另一套，變化無窮，簡直叫人沒法跟上。
他們永遠正确，而你卻隻好不斷承認錯誤，有時認了錯就算完事，有時你轉不過彎，或者黑字留在白紙上，你不能不認賬，就會叫你背一輩子的黑鍋。
即使你完全販賣别人的話，并未走樣，原來講話的人也可以打你的棍子，給你戴帽子，因為他們的級别高，你的級别低，或者他們是官，你是民，同樣的話由他們講就正确，你講出來會犯錯誤。
有時需要一個靶子，你也會給抛出來，揪出來，即使你隻講了三言兩語。
以上的話并不新鮮，現在說來，好像在替自己推卸責任，說明我開出的支票不兌現，情有可原。
其實真有這個意思。
前一個時候不是有人笑我沒有“道德勇氣”嗎？幾年前我開始叫嚷“講真話”，接連發表《随想錄》的時候，有人以為我放暗箭傷人，有人疑心我在罵他，總之，不大滿意。
我吞吞吐吐，講得含糊不清，便于他們争取對号入座，因為我雖然寫作多年，“駕馭文字的功夫”至今還“很低下”，無法使某些讀者明白我作文的本意：我的箭垛首先是自己；我揪出來示衆的也首先是自己。
這裡用了“首先”二字也有原因，自己解決之後才有可能想到别人，對自己要求應當比對别人更嚴格。
但是我自己要過關就十分困難。
前不久我寫過一篇“再認識”托爾斯泰的文章，有人說我替托爾斯泰“辯護”。
偉大的作家并不需要我這樣的“辯護”。
我隻是從那些潑向老人的污泥濁水，看出《戰争與和平》的作者後半生所走的那麼艱難的道路。
他給後人樹立了一個榜樣。
他要講真話，照自己說的做，卻引起那麼多的糾紛，招來那麼大的痛苦，最後不得不離家出走，病死在路上，他始終沒有能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但是他交出了生命，再也不怕誰把别人的意志強加給他了。
寫完“再認識”的文章，我才明白：講真話需要多麼高昂的代價，要有獻身的精神，要有放棄一切的決心。
這精神，這決心，試問我自己有沒有？我講不了真話，就不如索性閉口！
二
聽别人講真話也是好事。
好些年來我養成了一種習慣：沉默地觀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