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審問結束，一個造反派頭頭把我們叫到草地上去訓話。
我們受了侮辱以後，又挨罵，卻沒有人敢哼一聲。
我和一位同‘棚’的朋友走出機關，同路回家，我對他說了一句：‘你要保重啊。
’他痛苦地回答我：‘你說，我怎麼保重！？’這天他生病在家，開會時特地把他找了來，他還不知道為了什麼事情開會。
這個時候我已經不再是周文王治下的樵子武吉了。
我也不完全相信‘畫地為牢’式的‘勒令’了，可是我仍然害怕它，我不得不聽話。
我也明白自己已經完全解除了武裝，現在隻好任人擺布了。
我有滿腦子的‘想不通！’我想起了我惟一的法寶：通過受苦淨化心靈，但一味忍受下去，真的能淨化心靈嗎？無論如何，我們要活下去——”
朋友打斷了我的話，他說：“你是不是想說‘堅持就是勝利？’我們大家都這樣說過，隻有堅持下來的人才見到了今天。
可是那些孩子，那些年輕人，他們經了風雨，見了世面，升上來又給打下去。
我想起一件事，六七年我的兒子到安徽插隊落戶，我去車站送他，車上擠滿了年輕人，火車開動的時候，孩子們一片哭聲。
為什麼不讓他們好好地上學念書呢？我想都不敢想。
那個晚上下着大雪，我出站擠不上車，走了一段路，回家晚了。
老婆替我擔心，又替孩子擔心，含着眼淚向我問這問那。
我說，孩子很高興，他和同學們高唱革命歌曲離開上海。
她不相信，想着孩子，她一夜沒有睡。
當時哪一家不是這樣？對我自己我無話可說，可是對我們孩子這一代，想想我不能不心疼！”
我說：“我覺得我們應該高興，你我的孩子都不曾落進流氓的手裡，好險啊！不然我們怎麼辦？回想起來我真害怕。
”
他說：“你放心，你我的孩子還沒有做衙内的資格。
那些衙内是‘受害者’，他們又害了别人，他們自己有責任，别人也有責任。
不過我擔心的倒是另一件事。
那個時候我們開口閉口都是‘緊跟’，幸好隻是口說而已，我們并沒有‘緊跟’的機會，否則你我将作為‘四人幫’的爪牙遺臭萬年了。
想到這個我不能不出一身冷汗。
二十年過去了。
現在天天開紀念會，這也紀念，那也紀念，是不是也要開一個會紀念‘文革’二十周年或者慶祝‘四人幫’垮台十周年。
為了不再做‘牛’，我要用自己的腦子思考，站起來，挺起胸膛做一個人！”
“不容易啊！”我搖搖頭說。
“有人說：‘我們應當忘記過去，’有人把一切都推給‘文革’，有人想一筆勾銷‘文革’，還有人想再搞一次‘文革’；有人讓‘文革’弄得家破人亡，滿身創傷，有人從‘文革’得到好處，至今還在重溫舊夢，希望再有機會施展魔法，讓人變‘牛’。
所以聽見唱‘樣闆戲’有人連連鼓掌，有人卻渾身戰栗。
拿我們來說，二十年之後痛定思痛，總得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嚴肅地對待自己，想想究竟我們自己犯了些什麼錯誤。
大家都應當來一個總結。
最好建立一個‘博物館’，一個‘文革博物館’。
”我終于把在心裡藏了十年的話說出來了。
他說：“我讀過你寫的那篇《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故事》，我受到很大的震動，我好像親身參觀了那個納粹殺人工廠一樣。
我也是這樣想，應該把那一切醜惡的、陰暗的、殘酷的、可怕的、血淋淋的東西集中起來，展覽出來，毫不掩飾，讓大家看得清清楚楚，牢牢記住。
不能允許再發生那樣的事。
不讓人再把我們當牛，首先我們要相信自己不是牛，是人，是一個能夠用自己腦子思考的人！”
“對，對。
”我連聲表示同意。
“那些魔法都是從文字遊戲開始的。
我們好好地想一想、看一看，那些變化，那些過程，那些謊言，那些騙局，那些血淋淋的慘劇，那些傷心斷腸的悲劇，那些勾心鬥角的醜劇，那些殘酷無情的鬥争……為了那一切的文字遊戲！……為了那可怕的十年，我們也應該對中華民族子孫後代有一個交代。
”
“所以要建立一個博物館，一個紀念館，你這個意見我完全贊成。
要大家牢記那十年中間自己的和别人的一言一行，并不是不讓人忘記過去的恩仇。
這隻是提醒我們要記住自己的責任，對那個給幾代人帶來大災難的‘文革’應該負的責任，無論是受害者，或者是害人者，無論是上一輩或者是下一輩，不管有沒有為‘文革’舉過手點過頭，無論是造反派，走資派，或者逍遙派，無論是龍是鳳或者是牛馬，讓大家都到這裡來照照鏡子，看看自己為‘文革’做過什麼或者為反對‘文革’做過什麼。
不這樣，我們怎麼償還對子孫後代欠下的那一筆債，那筆非還不可的債啊！”他的聲音嘶啞了。
我緊緊地握着他的手。
四月一日
本篇最初連續發表于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三至十五日香港《大公報·大公園》
①“畫地為牢、豎木為吏”和樵子武吉的故事，見《封神演義》第二十三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