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周天虹和徐偏在青紗帳裡召開了排以上幹部會議，研究今後的鬥争方式。
最後決定，将每連編成四個大班，每個班二十餘人，配備輕機槍兩挺。
當前的主要目标，是“單打一”——懲治最兇惡的敵人，壓下敵人的兇焰，建立起革命的兩面政權。
當晚，各大班按照劃分的地區分别行動。
徐偏帶領一個大班住在附近村莊，周天虹帶了一個班就在梨花灣邢盼兒等幾家堡壘戶宿營。
此時，早晚寒氣襲人，天氣已很有些冷了。
這些冀中平原的子弟，原本想回到家鄉，土熱人親，大被子熱炕頭，該比山溝溝強上百倍，哪知到了這裡，竟是有家難歸。
每天住在高粱地裡，中午是灼日難當，夜裡是凄風苦雨。
這樣的生活，竟過了多日，真是令人難熬。
現在又重新躺在嬸子大娘的熱炕上，怎不叫人舒心啊！
周天虹和幾個通訊員住在邢盼兒家，邢盼兒母女對他們十分親熱，宛若家人。
冀中平原的農舍，一般中間盤着鍋竈，東西兩頭盤着火炕。
這樣母女二人住在西頭，周天虹等人便住在東頭。
每天天不亮，母女二人就起來幫他們做飯，吃了飯，又去喂豬喂雞，還不時地跑到門外觀察動靜，防止敵人突然襲擊。
顯然她們時時刻刻都在為此擔心。
屋西頭放着一架織布機，已經十分破舊。
木架煙熏火燎成了黑色，織女的坐闆也磨成了弓形。
從織機的年齡判斷，至少送走了三四代這家女人的青春。
如今邢盼兒又端坐在那裡，在咿呀的機杼聲裡默默地制作花布，想來是日子困難，用來貼補衣食。
李大娘在門外觀望了一會兒動靜，回來寬慰地說：
“外頭很平靜，興許今天沒有事兒了。
”
周天虹見大娘馬不停蹄地忙着，心裡頗有些不忍，就把她拉在屋東頭說：
“大娘，您就歇一會兒吧！我看您也忒辛苦了。
我們在您這兒住着，真是給您添麻煩了。
”
“看你這個老周，怎麼說這個話！”大娘責備地說，“你是個黨員，我也是個黨員，到底是誰麻煩了誰？我看是日本鬼子麻煩了咱們。
”
“這話不錯。
”周天虹一看大娘性格很爽朗，就笑着說，“大娘，我是嫌你忒辛苦了。
”
大娘也微微一笑：
“你沒聽人說嗎，苦水裡生苦水裡長，苦根苦苗苦秧秧，我就是這種苦人兒！自打我嫁給你大伯那天起，就跟着他受苦。
沒吃沒喝不說，還跟着他住過一年官店！……”
“官店？什麼官店？”
“咳，這個你不懂哇？”大娘笑着說，“就是那種管吃管喝不要錢的店——監獄。
我們這裡鄉下人都管監獄叫官店。
”
“哦，原來是這個！大媽，你住過監獄？”周天虹有點驚奇。
“還不是因為繳不起租，拿不起稅嘛！當官的說我們是‘抗稅’，把我家的幾升紅高粱都抄走了，還用一根繩子把我們捆上送到官裡。
”
話頭兒一打開，就像抖開的線穗子一樣收不住了。
大娘有些激動地說：
“所以八路軍一過來，我從心眼兒裡高興，覺得窮人有指望了，有盼頭了。
我閨女從小隻有小名，沒有大名，後來我就給她取了一個大名，叫做‘盼兒’。
我就是盼個好社會，好世道。
共産黨定的那些政策，處處碰我的心坎兒，就像沖着我的心思訂的。
因此上，你大伯在這村第一個入黨，我就第二個入黨。
”
“哦，大娘，原來您是個老黨員了！”
“隻能在這個村裡這樣說吧！”大娘面含笑意，略略顯出一些自豪的神情，“以後大家選我當了婦救會主任，我這心氣就更高了，在村裡最早辦起了識字班。
可是婦女們白天做飯、織布、看孩子，沒有時間；晚上又沒錢買燈油。
我就跟姐妹們商議，咱們湊幾個錢趸點酒賣，多少賺幾個也就有了燈油錢。
大夥都贊成。
這個困難也就解決了。
每天晚上，婦女們集合起來，唱唱歌，識識字，情緒可高啦。
可是村裡還有一件事讓我揪心，就是有七戶孤寡老人沒飯吃，有的還出來讨飯，叫人看着真可憐。
我就又同姐妹們商量，在集上設了個糧食攤兒，掙幾個零錢，打掃一些糧食，解決了他們的問題。
這一來，我在村裡的威信就提高了，可是倒黴的事也就跟着來了……”
“啊？什麼倒黴事？”
“唉，老周，你不知道，許多希奇古怪的事，都叫我碰上了……”
随着李大娘的叙述，揭開了梨花灣一篇曲折複雜又令人心驚的故事。
原來這村的地主杜大頭，為了逃避負擔，曾隐瞞了許多黑地。
李捧的丈夫是農會主席，自然要把他隐瞞的黑地揭發出來，這就使杜大頭懷恨在心。
杜大頭有一個年紀很輕的小老婆，常受杜大頭的虐待，受氣不過，隻有偷偷跑到婦救會哭訴。
李捧既是婦救會主任，又是正義感極強的女人，怎麼能不管呢？有一次，她就親自找到杜大頭，把他當面訓斥了一頓，并要他保證今後不再打罵。
杜大頭不得不低頭認錯，可是心裡卻是一百個不滿。
李捧走後，他就在家裡大罵：“這年頭兒連兔子王人都成了精了，連草雞也會打鳴了，都騎在我的脖子上拉屎。
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就在此後不久，發生了一樁奇事。
這年春荒，婦女們到麥田裡采麥苗，忽然聽到一個破窯裡有嬰兒啼哭的聲音。
李捧進去一看，原來是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