擔着整整一挑子呢！”
“這也太過分了！我們的毛主席、周副主席、朱總司令都是吃筲子飯，一人一份，一點不能多吃，吃點南瓜豆腐菜，剩點菜湯加點開水一喝就完了，'獨立房子'怎麼這樣？總書記就不說說他！”江西口音的有點氣憤了。
“唉，說他？言聽計從噢！什麼事都是'獨立房子'說了算！”
“哼，要不然他也許還不這樣呢！”
說到這裡，談話停下來。
好象彼此在思索着什麼。
過了一陣子，隻聽江西口音的又問：
“毛主席呢？”
“他不管什麼事了，出發前聽說住在一個山上。
”
“現在呢？”
“聽說他跟着中央縱隊走，身體壞得厲害，現在不知道過來了沒有。
”
“唉，什麼時候……”
話聲停下來，好象彼此都沒有再談下去的意思。
擔架走出了樹林。
路上又是人流滾滾，塵土飛揚。
王稼祥從擔架上側起頭來，望了望那兩個說話的人，一個是總部的老參謀王柱，另一個是剛從下面調上來的小參謀肖明。
這兩個參謀今天公然議論“朝政”，而且語多不敬，要擱平時，至少要受到特派員的注意和查問，可是今天聽來卻也不無道理。
王稼祥隻望了他們一眼，又把頭側過來躺着去了。
說實在的，這兩個參謀無意的談話，深深地觸痛了他，引起他的羞愧與不安，促使他反省自己的責任。
“洋房子先生”，毫無疑問地把他包括在内，有人甚至背地裡把他和“王明、博古、張聞天”稱為某種路線的“四大金剛”。
然而他心中卻不無隐痛。
中央蘇區是從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贛南會議”上開始指責毛澤東的，當時批判他是“富農路線”、“等待”、“右傾”和“狹隘經驗論”。
情況彙報到中央，中央還認為批得不夠，說是以“狹隘經驗論”代替了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
所以就來了一個更厲害的批判，這就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的“甯都會議”。
在這次會議上，對毛澤東提出了一個又一個的指責，王稼祥實在聽不下去。
因為他自進入蘇區已經同毛澤東有将近兩年的合作經曆。
他不僅感到毛澤東學識淵博，對中國社會理解透徹，而且在軍事上确實有奇才，一韬一略，常能出人意外，所以接連粉碎了敵人三次“圍剿”，取得很大勝利。
因此，在後來讨論是否撤銷毛澤東的軍事職務時，他是反對把毛澤東趕出軍隊的，這是他今天可以感到自慰的地方。
但是，在兩種對立物的鬥争中，往往是很難找到轉圜餘地的。
堅持黨性，又往往會觸動派性。
被黨中央派去貫徹全面“進攻路線”的“布爾什維克”，竟然同“右傾機會主義者”妥協，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所以，他同他的幾位掌權的莫斯科的親密同窗，就不能不發生隔閡。
一九三三年初，臨時中央進入江西蘇區，有一次，他同博古一起聊天，就發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
那時，毛澤東已被撤去了軍事職務，頗有餘閑，除了調查研究，就潛心讀書。
博古從外面來，帶了不少外文和中文的馬列書籍，毛澤東就借書來了。
博古對他還算客氣，借了幾本給他。
可是等到毛澤東抱着書走出去的時候，博古就帶着譏笑的口吻對王稼祥說：“老毛還學馬列呀！”王稼祥聽着很不順耳，就随口說：“他就是不懂外文，其實讀馬列的書也并不少，而且很注意消化。
要說古書，那我們這些人就不及他了。
”博古高傲地笑道：“山溝溝裡出什麼馬列主義！”王稼祥又反駁說：“要論打仗，那他硬是行咧！”博古見他對毛澤東如此心折，竟公然在自己面前稱贊他，心裡更是癢辣辣地不好受，立刻說：“打什麼仗？完全是'守株待兔'罷了；這同黨的進攻路線是完全不相容的！”王稼祥也反駁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實擊虛，積極創造機會消滅敵人，怎麼能說是'守株待兔'呢？”兩個人竟這樣一來一往，弄了個不歡而散。
被撤去軍事職務的毛澤東，住在瑞金的一個叫高鼻垴的小山上。
山上有一座寺廟，他就住在那座寺廟裡。
有時下去搞點調查研究，有時就潛心讀書。
那種生活自然是清冷的。
雖然他的熱烈信徒們有時悄悄地來談一談，但畢竟門前冷落車馬稀了。
王稼祥看在眼裡，覺得很不是個滋味，有時也上山去看看他。
兩個人談起當前的戰局和打法，竟有許多觀點接近，心底的感情也就有了進一步地交流。
談到激動處，毛澤東常常搖搖手說：“沒有辦法！我們是居于少數哦！”
形勢越來越惡化，而來自黨内的壓力卻沒有絲毫減輕的樣子。
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五次反“圍剿”打得難解難分，紅軍眼看就要被敵人逼到絕境的時候，中央還開了一個五中全會。
會議宣稱第五次反“圍剿”是“争取中國革命完全勝利的鬥争”，要大力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反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調和态度”。
會議還決定，派張聞天到政府裡去當人民委員會主席，而事實上毛澤東早已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政府的工作本來是由他做的。
這無疑是剝奪了毛澤東的軍權之後，把政府方面的工作也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