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中國勞動人民的鮮血鋪成的。
翻開俄國人修築中東鐵路的紀念大畫冊看看，屠殺中國人的血淋淋的畫面竟成了沙俄帝國侵略勝利的标記：在枯樹枝上高懸着中國勞動人民的頭顱；在草地上橫陳着中國人民的無頭屍體。
有一幅照片，竟照下了劊子手揮刀砍人那慘不忍睹的一刹那：大刀砍下去，人頭剛剛離開頸項，血還往下流……俄國人把當時最高超的攝影技術用來記錄屠殺中國人民。
在那些無辜被害的成千上萬的中國人民當中就有謝大嫂——遲素芬的生父。
那條血路的路基占了他家僅有的一小塊土地，她父親和同鄉們紅着眼睛起來拼命。
一陣排槍掃過來，她父親倒在俄國人的槍口下，素芬不顧死活地撲上去，兩個俄國“騷達子”——大兵抓住了她。
獸性發作的老毛子，把十七歲的姑娘拖進高粱地，正在危急萬分的時候，謝萬春手持砍刀闖來了。
一陣砍殺，兩顆黃頭發的腦袋滾進了壟溝裡，屠殺中國人的劊子手被中國人殺個痛快！如果謝萬春也有照相機，這倒真應該記錄下來，貼到中國人民反侵略紀念畫冊上去。
但是謝萬春非但不能照這樣的相，還受到了危險的追捕。
他隻好拜别了父母，和遲素芬雙雙逃出了家門。
茫茫大地，湛湛青天，他們逃向哪裡？
這時哈爾濱已經随着中東鐵路的修建，迅速地發展成為一個新興的城市，大批農民湧入當時還叫傅家甸的道外區。
曆盡千辛萬苦死裡逃生的萬春和素芬，也随着成幫的農民來到了哈爾濱。
那時哈爾濱到處蓋樓房，修馬路，橫跨松花江的大鐵橋動工了，停泊火輪船的道外碼頭也破土了，隻要是肯賣力氣，不愁沒活于。
剛滿二十歲的謝萬春長得虎背熊腰，粗眉大眼，經年在太陽暴曬下的皮膚像塗上了一層濃重的紅色，使他往工夫市上一站，真像座用紫檀木雕成的力士。
領工的小把頭總是一眼就相中他，頭一批就被領走。
遲素芬則靠着勤勞的雙手，給人家洗衣服和縫縫補補。
兩個人口挪肚攢，積下了幾個錢，就在道外靠碼頭的地方（後來形成了街道，叫道外三道街），蓋了兩間小房。
這對患難的伴侶，從一座小店的男女大炕上，搬進了新居。
他們沒拜天地就成了夫妻，用新名詞講叫同居，用舊話講叫合房，不論怎樣叫，内容都是一樣的。
最質樸的形式中飽含着最純潔的愛情，在舊中國剛剛興起的新式自由戀愛，卻在兩個還不懂這名詞的青年中發生了。
在搬進新居的那天晚上，謝萬春特地買了兩支紅蠟燭，打了兩壺酒（他本來連一壺也喝不了，但新婚什麼都要成對成雙，不能“要單”呀），炒了四個菜，小夫妻點上紅燭，穿起僅有的兩件新衣，雙雙面向北方跪下，向家鄉父母磕了三個響頭。
然後坐在新炕席上，在紅燭高照下，共進這對他們來說是最豪華的晚餐，共享這有生以來最幸福的一刻。
婚後，謝萬春覺得賣小工做零活終非長久之計，他要尋找一個固定的職業。
這時有一個叫老巴奪的波蘭籍猶太人，在離他小房不遠的地方，開設了一座制作煙卷的手工作坊。
謝萬春經常從這作坊前面路過，天長日久，就被那精明的猶太人老巴奪注意上了。
他那切煙絲和制造大白杆紙煙嘴的機器都是手搖的，勞動力越強機器轉動得越快，像謝萬春這樣渾身是勁的棒小夥子，對他那手搖機器來說簡直就是一台不用電力的馬達。
他在尋找機會，要把這台“馬達”安到自己那手搖機上，讓他像有名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一樣為自己出力。
這願望在一件非常偶然的事件中實現了。
有一天，老巴奪坐着一輛老毛子趕的大洋馬車回作坊，路旁一個頑童正蹲在地上放高升炮。
炮身沒坐穩，藥撚兒剛點着，炮身就向馬路方向斜射過去。
轟然一響，帶着一溜煙火的半截高升炮，不偏不斜地正打在拉車的大洋馬那長嘴巴子上。
大洋馬一聲嘶叫，前蹄往起一堅，馬尾往高一撅，又猛往前一蹿，四蹄一蹬，發瘋般地向前沖去。
趕車的老毛子一下子被從前邊的高座上掀到後邊的車廂裡，正砸在被軟座彈起來的老巴奪前胸上。
還多虧這一砸，不然的話那個老巴奪很可能被甩到馬路上去，摔個半死。
這時那吓昏了頭的老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