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寫字台面前，宣布繼續開會，秦媽媽接着說下去：
“……第二天，雪停了，我和娘出去讨了點吃的，先給爹吃了，他慢慢好了一些，但是他的病還是沒錢治啊！這辰光，村裡來了個上海人，頭上戴頂草帽，身上穿着黑綢長袍，反卷兩隻袖子，裡面露出雪白府綢袖子，手裡拿了把黑油紙扇子，在村子裡一搖二擺走着，東張西望，像是找啥物事。
他說自己是上海的帶工老闆，逢人便說到上海做廠哪能好，進了工廠，住洋房吃白米飯，還有工錢拿，把大家講得心癢癢的。
我聽到這消息，高興的不得了，就問那人有啥手續。
那人說手續很簡單，隻要聽老闆的話，吃包飯，一年十塊，三年以後，工钿完全歸自己。
包洋三十塊，先付五塊，在契約上打個手印就行了。
娘一聽就動了心，那五塊定洋可以給爹抓藥治病，救人要緊啊。
娘和爹商量，想讓我去。
爹躺在床上直搖手，他知道這叫包身工，等于把女兒賣了，說啥也不讓我去。
娘急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哭個不停，再三再四地說，就是包身工吧，過了三年，工钿歸自己了。
眼前還是治病救人要緊。
我央求爹娘讓我去，好拿五塊錢請醫生看病救命。
爹起先還是不肯，見我一個勁哭，歎了一口氣，摸着我的頭說：可是苦了你啦，孩子！娘找到帶工老闆，在契約上打了手印。
那上面寫着：生死疾病，一聽天命。
先付包洋五元，人銀兩交，恐後無憑，特立此包身契約。
娘把我交給帶工老闆，他卻說：這兩個小姑娘賣給我啦，每人五塊錢，你們收下吧。
原先說是三十塊包洋，隻付了五塊，再也沒有付過了。
帶工老闆在村裡又找了六個，我們七個小姑娘都成了包身工。
“第二天晚上，帶工老闆領着我們到上海來了。
我們進了滬江紗廠一看，啥洋房白米飯，全是騙人的鬼話。
三四十個人擠在一間小房子裡，兩個人蓋一床被子，連腿都伸不直，也看不見陽光，又黑又潮濕，臭蟲虱子一大堆，伸手就可以抓一把。
到了夏天，盡是蚊子蒼蠅，嗡嗡叫，嗚嗚飛，老向你身上叮，鬧得你白天疲勞的要死，晚上又沒法閉眼。
臭蟲蚊子咬得身上斑斑點點，又痛又癢，隻好拼命去抓，抓破了，生了爛瘡，粘在衣服上，自己脫不下來，要靠别人幫忙，才能脫下。
我身上和胳臂上到現在還有疤痕哩！”秦媽媽卷起袖子，指着胳臂上的斑斑疤痕給大家看，說，“冬天雖然冷，倒還好些，你靠我的身子，我靠你的身子，可以取暖；一到了夏天，在悶熱的房子裡就别想睡覺了。
天不亮就給叫醒，連大小便也沒有一個地方，幾十個人隻有一個木桶，得排長龍，一個挨一個。
吃飯也要排長龍，一桶雜米薄粥，大家輪着盛，有的一碗還沒有喝完，桶就見底了，臭鹹菜也光了。
吃不飽嗎？照樣得去上工。
一天做十五六個鐘頭并不稀奇，累得我們精疲力盡，渾身動彈不得。
“我們工人，受盡了折磨，吃盡了苦頭，在舊社會反動派統治下，沒有好日頭，許許多多童工女工被折磨得未老先衰，過早死亡，一條條年青的屍體從後門拖出去。
童工僥幸不死，即使熬到滿師，徐義德又尋找各種各樣的借口，一批又一批解雇，然後又一批批招收新的童工，再在新的童工身上壓榨剝削。
我們工人生活不下去，組織起來，團結起來，跟除義德鬥。
徐義德就去叫包打聽和三道頭來，用手槍威脅工人。
包打聽，我們不怕；手槍，我們也不怕，還是和徐義德鬥，這樣徐義德才不敢再随随便便開除工人了。
我能在滬江紗廠細紗間做生活到現在，也是和徐義德鬥争鬥出來的。
“我們工人這樣給徐義德拼命做生活，他一個号頭給我們多少工钿呢？正像細紗間早兩天讨論的那樣，解放前一個号頭的工資還買不到三鬥黃糙米。
就是這麼一點工钿，徐義德還要在上面動我們的腦筋，他頂刮皮，不按時發工钿，每個号頭的工钿他都要拖幾天。
那辰光鈔票天天跌價，物價時時漲價，到飯館去吃一頓飯，第一碗飯剛吃完，添第二碗飯，這碗飯比第一碗貴了一倍，漲價了，你得趕快吃，不然第三碗飯又要漲價了。
别說徐義德晚發我們兩三天的工钿，就是晚個一天半天，我們也吃不消。
好容易等到徐義德發工钿，拿到手裡一看：不是鈔票，是本票①。
我們拿到本票，下工要到銀行去排隊，還要貼水，才能換現鈔，這麼一折騰，鈔票少了，物價漲了，買到的東西更少了。
本來每月工钿勉強可以買三鬥糙米，這麼一來，連三升也買不到，隻夠買一塊肥皂一刀草紙，一個号頭的生活白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