團。
這就使得中國的傳統知識分子既不得不參政，又在君王的統治下失去參政前的原初意向。
他們隻能扮演着上情下達，經邦治世的角色。
叵遇明主，他們就做了許多好事；若遇昏君，他們一樣遭人诟罵。
但實際上，他們與民衆又常常是脫節的，難以溝通的，故有“君子”與“小人”之别。
這就使得士大夫們即便“身在江湖”，仍然“心在魏阙”。
不得起用時，也就隻有慷慨悲歌，看破紅塵，甚至看破生死，達到某種十分接近宗教意識的通達解脫。
但在他們内心深處卻總是恪守這樣一個既定的信條：忠君等于愛國，愛國必須忠君。
屈原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個。
在他的身上，楚文化原始生命張力與中原文化中儒的宗法思想，十分矛盾地糾葛在一起，而且，往往是前者占了上風。
所以，他才不時以香草自喻，而已露才揚己，天馬行空，孤芳自賞，“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正因了他的孤傲自許，他那種詩人氣質的清高，使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得意。
試問，作為君主的楚懷王何以非要聽從下臣的教導呢？屈原所言之“來吾道夫先路”，不是很自負地告訴世人，他比别人，甚至比君王更高明嗎？
金庸在《鹿鼎記》裡也寫到韋小寶和康熙的關系，但描寫的卻是在一個特殊的社會政治圈或文化性格圈中發生的故事：統治者的儒雅風流與被統治者的鄙陋無文，統治者的僞善守禮與被統治者的赤裸無恥，統治者的虛榮與被統治者的阿谀，乃至統治者的“統治”需要與被統治者的“自我保護”及“尋求倚賴”的需要之間，……顯然有一種極為微妙而又隐秘的渠道相通。
這二者合而為一，當然就能建功立業，所向披靡。
試想想，若是把韋小寶這個角色換成是一個知識分子，還會有這本“傳奇的曆史”，“曆史的傳奇”出現嗎？因此，屈原隻能滿懷悲憤自沉汨羅江，而韋小寶得意洋洋地當上了通吃侯。
與屈原不同的諸葛亮，則是先“不遇”而隐居卧龍，以後得劉備三顧茅廬出隆中而成大業。
“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堪為人臣之師，萬世之表。
然而，若是沒有劉皇叔之三顧，或出山後未得重用，或重用之後，明主又一時昏聩聽信讒言，疏遠了孔明，則孔明能“風夜憂歎，恐托付不效”嗎？
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之優點和弱點可見一斑了：知遇之恩是激勵進取，鼓舞奮進的最大精神動力。
金庸從“正義之俠——大俠——中俠——小俠——無俠”寫到“反俠”，從“江山”
寫到“江湖”，就是想擺脫傳統知識分子的窠穴，而還原人的本真。
屈原式的知識分子代代都有，但變肉體的“自天”為精神的“天放”也逐漸流行起來。
天然放浪，遠離塵俗，陶淵明最有代表性。
當他意識到“誤落塵網”後，便掉轉頭來，“守拙歸園田。
”在家鄉，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
畢竟家有“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且還常攜帶僮仆遊山玩水，酒足飯飽，比起一般農民樵夫不知強了多少倍。
所以誦詩作畫，撫琴對奕，不脫文人之雅興。
但他既自感“久在樊籠裡，複得返自然”，卻又問何時顯“金剛怒目”相呢？畢竟心中念着的還是“歲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
而後來的蘇東坡，同樣也是個十分矛盾的具有雙重性格的文人。
他既欽慕屈子、孔明、陸蟄等經世濟時之風雲人物，又酷愛陶潛、謝靈運、王維這樣的避世高人，追求禅理之精妙，欣賞隐士之逸趣。
故而一時認為“丈夫重出處，不退要當前”，顯露出正宗的儒家風範；一時又有感于“人間如夢，一樽還酹江月”，發出了“吾生寄如耳”之類低沉的詠歎。
後世文人，大抵都有着這樣的作風心态。
就總體而言，中國傳統的士大夫不管是“一朝看遍長安花”的得意者，還是“明朝散發弄扁舟”的失意者，都曾有過在進取與隐逸中選擇自身價值的痛苦磨煉和抉斷，有時還是反反複複的。
一方面，儒的“正雅”，包括宗法秩序，一統思想，大濟蒼生等等，在曆史的沉積層中已根深葉茂，且又富有人情味和責任感；另方面，莊與禅的變通、圓融，又是他們逃避精神煩惱，擺脫内外交困之心靈壓力的唯一出路。
所以，“兼濟大下”與“獨善其身”不僅是互補的，而且是文人心态的矛盾統一的兩個方面：如不“獨善”就談不上“兼濟”，而無“兼濟”則“獨善”也不痛快。
正所謂“進亦憂，退亦憂”。
而一旦想通了，看破了，則進與退原本并無質的差别。
按佛家的理解“一切方法由心生，若悟真性，即無所住，無所住心，即是智慧。
”這樣就“達亦不足貴，窮亦不足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