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緻富之後，“就在南京儀鳳門内買了一個大宅……門前開張典鋪，又置買田莊數處，家僮數十房，包管事者數千人。
”其辭似嫌誇大，但其經營當鋪，又兼為地主，則甚合實情。
《徐老仆義憤成家》(《恒》，即《醒世恒言》，下同)叙述一忠仆，因主人孤幼，遂決心為主人重振家業。
但其資金積至二千兩時，即計算道：“我一個孤身老兒，帶着許多财物，不是耍處。
倘有跌失，前功盡棄，況年近歲逼，家中必然懸望，不如回去商議，買些田産做了根本，将餘下的再出來運算。
”也是農商兼業。
其重點是商人獲利速而資金不安全，農業則反是。
司馬遷在西漢時即稱：“以末緻财，用本守之。
”《史記?貨殖列傳》，當時稱工商為末業，農耕為本業。
其間一千七百年，基本觀點不變，因商人始終缺乏民法及公司法之保障，其社會地位低，旅行時又不安全，而貿易時又多帶冒險性，此當在下文詳述。
在商人成員之觀點言之，則成功之商人，常有改業之趨勢，中國之資本主義不能發達，此實為重要因素，因商業資本，常轉變為田産，而脫離商業16世紀無錫巨商鄒望身故之後，二子阋牆招恤，親朋分黨，斷送衙門，“想贻未讀書之故”；另一商人華麟祥，則“捆載而歸，訓二子讀書”，亦為商人改業之例證。
詳傅衣淩《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北京，1956)，頁25……
官僚地主以其剩餘資金放債，實仕農商不分。
明代習俗，仍尊重其官僚地位。
《滕大尹鬼斷家私》(《明》)一篇中，稱有倪太守者，退休之後，“凡收租放債之事，件件關心”。
但此人衣飾，仍是“紗帽皂靴，紅袍金帶”，保持其官僚身份。
其實明朝朝貴，利用官員聲望，漁獵商利者，所在多有。
16世紀末葉，宣大山西總督王崇古之弟，及翰林學士張四維之父，在私人生活為姻兄弟，均為大鹽商，專利河東《明史》，卷219及222；又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京都，1972)，頁278~279。
寺田并提及兩家并與大學士馬自強家聯姻，而馬弟自修，亦為商人。
，為藉仕宦權勢自肥之顯例，《三言》尚未提及此類顯官巨商。
又倪太守之流，其活動範圍為高利貸，亦非純粹商人資本。
因高利貸有如典當業，通常盤剝窮蹙之借貸者，借款用于窘迫間之消耗，利潤又多為放款者輾轉購置田産，對促進商業，絕鮮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