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種現象可以認為官僚主義之作風者，則因為文官集團，有皇帝支持，自視其代表天意民心。隻要行政設計為大局打算，對于納稅者個人，不負法律上的責任。而歐洲中世紀雖稱“封建”，其座主及附庸之間，有合同關系(contractualrelationship)，這種物質條件，既有曆史成例，不容一方片面更動；更不容以仁義道德的名目，作為更變的張本。兩方如有争執，勢必請法官及律師裁判，如此才能培養司法獨立的傳統，中國長期受官僚主義的壟斷，可謂未曾經過這種階段。
永樂之征收田賦，表面上照此三千餘萬石的數目作準則，其實征數量則必較此數目遠甚。因為永樂派兵入安南，征漠北，又大興土木，全面創建北京為帝都，令鄭和率艨艟巨艦下西洋，更開鑿徐州至臨清間的大運河，不可能以洪武年間的用度作标準，亦不可能較宣德年間的用費，隻有少量逾額也。即如其使用民夫，可為證鑒。洪武所定“均工夫”，農民應于農隙時應政府征召，做工三十天，工匠則于三年之内服役三個月《太祖實錄》，頁1060，1671；《大明會典》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