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說過，宋朝繼續李唐王朝擴展的趨勢，乃是自“租庸調”到“兩稅制”，外表上好像是全面改革，而實際上是放棄已經行不通的虛文，接受現實。況且所謂“兩稅”，也還不是中央政府的制度，其賦稅的稅率和抽稅的程序早已落入各藩鎮的掌握中，也就是各地軍官自動抽稅，自動供應他們的部隊，因之他們的地盤成為世襲。然則政治上的分割，無礙于經濟上的發展，這些地方和日本初期近代史相似。唐宋之間的五代，隻經過五十四年，并沒有長期間的大擾亂。以後趙宋王朝統一全國，也是将各藩鎮間的兵權稅權接收過來，用不着對社會體制作全面改革王赓武(Gung-wu,Wang)，StructureofPowerinNorthChinaDuringtheFiveDynasties(KualaLumpur,1963)。周藤吉之，《五代節度使の支配體制》，《史學雜志》61（1952），4∶6∶五代在中國财政史上的貢獻，也可以從各地方志中看出。。
宋朝創業之主趙匡胤自己就是五代時的軍官，由部下将領擁戴登基。他的宋朝很像有替中國另開門面的趨勢。國都汴京就是一座商業城市。這新帝國提倡商業，在造船、鑄币、開礦、榷稅、專賣酒醋各部門下工夫，不以重新分配耕地作創立新朝代的基礎，自始即不行征兵制，而襲用五代以來的募兵。
簡而言之，這是一個注重實際不務虛名的國家。從制造兵器到籌設倉庫帶兵作戰，好幾個皇帝都親臨其事，而不是和很多中國傳統帝王之家一樣以儀禮代替行政，嘴裡歌頌仁義，而實際争奪皇位屠殺功臣。他們又已看清當前使命是規複中國版圖之内疆域，即驅逐契丹之遼及羌之西夏；他們自問以南方的生産能力對付這問題綽綽有餘，其方針以經濟動員為前提。
但是其結果則與想象完全相反，不僅契丹不能驅逐，即和西羌作戰也受了大規模損失，好幾次喪師辱國。1060年間王安石的新法行，原來希望将财政稅收經過一段整理，就可以增加軍事力量，無奈事與願違，新法一頒布就發覺行不通，弊病百出，又等于騎虎難下，難能立即取消成命。經過神宗(趙顼)、高太後、哲宗(趙煦)、徽宗(趙佶)的左改右改，起用王安石、罷王安石、用司馬光、罷章惇、用蔡京，所謂“熙豐小人”、“元祐黨人”，正符合“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渡河”的評論，一直鬧到北宋覆亡。
今日看來，這“王安石問題”，主要的是技術問題，不是道德問題劉子健(Ja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