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主義，而不是偶爾地、稍微地，或昙花一現地提倡資本主義。
讀者看到這裡，也可以想象我們在70年代的中期，給我們自己找來的麻煩了。
我們還沒有把自己的立腳點看清，就冒失地溜進了這個“資本主義”的大黑洞裡去了。
我們看到馬克思埋怨一個倫敦面包烤房每日工作十六小時還不算，竟要工作二十小時。
我們也看到桑巴特的論文有如賀閣茲(Hogarth)的油畫，也像薩克雷(Thackeray)的小說。
我們雖已知道資本主義這個東西是一個連亘幾個世紀，産生劇烈的變化，牽涉到好多國家的大怪物，甚至已經看到它的大輪廓卻又無從說明它到底是飛禽，還是走獸。
主要的困難則是這大題目不受學院門系的限制，而是inter-disciplinary的一種題目，所以不容易找到适當的程序，将這千頭萬緒的因素綜合起來。
現在事後想來，我們把這一段研究暫為擱置，在時間上不算是一個完全的損失。
恰巧在這時期之中，尤其是1976年，周恩來和毛澤東相繼去世，“四人幫”被拘禁，中國開始反省“文化大革命”，這是給曆史家看清局勢的一個絕好機會。
寫曆史的人也像遊山水的一樣，要是順江而下，看清了河流入海的過程，回顧上遊的山脈形勢，則對其組織結構，更多了解。
這也就有如前述熊彼德所說，把今人現在的地位解釋得合理化是同出而異途。
我們觀摩歐洲資本主義的形成，是從中國的立場出發。
倘使我們對中國更了解，同時也在觀察歐洲的時候增長了眼光的縱深。
總而言之，我們既已糾纏于一個曆史上的大題目之間，則我們身處其境的情勢愈澄清，我們的自信心會更堅固。
而且我寫的《萬曆十五年》，也并不是有些人認為的一本明史專書，而是傳統中國尚未與歐洲全面沖突時的一個解剖。
書中說明中國的朝廷和社會，包括法制和思想，自有它的組織和系統，做起事來，也有它特别的作風與節奏。
間接上就表示與同時期的歐洲相比，這些組織與作風，與西方的系統與節奏，有很大的差别。
因之也是在“有”和“無”之間，反面檢讨同一問題。
在這幾年之間，我也常想到歐洲資本主義的事。
要是資本主義的形成，不能離開法律，而法律須要有國家作主宰，則我們應該先分就國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