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煩的。
麻煩在于，正如《宋史?食貨志》所說，“役有輕重勞逸之不齊，人有貧富強弱之不一”，因此承平日久，便“奸僞滋生”。
有錢有勢的缙紳人家服輕役或不服役，沉重的負擔全部落在孤苦無告的貧民身上。
這些人平時都有終日忙碌的生産勞動，服役太多，則生計無着。
于是，為了規避重役，一般民衆“土地不敢多耕，而避戶等（怕評為大戶人家）；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怕評為人多之戶）”。
他們“或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單丁免役）”；甚至铤而走險，“不得已而為盜賊”。
這對于農業生産和社會安定當然都十分不利。
王安石的辦法是改“派役”為“雇役”，即民衆将其應服之役折合成“免役錢”交給官府，由官府雇人服役。
這樣做有三個好處。
第一，農民出錢不出力，不耽誤生産；第二，所有人一律出錢（原來不服役的官戶、寺觀出一半，叫“助役錢”），比較公道；第三，忙不過來的人騰出了時間，社會上的閑散人員則多了一條生路，兩全其美。
所以，後來廢除免役法，恢複差役法時，就連所謂“舊黨”中人也不以為然。
蘇轼就說，免役、差役，各有利弊。
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怕不容易。
範純仁也說，差役一事，應當緩行。
可見此法是得人心的。
其實免役法是當時所能想出的最好辦法。
當然，治本之法是徹底免除力役。
但這并不可能做到，而能夠想到以雇役代派役，以免役錢代服勞役，我們已經不得不驚歎王安石觀念的超前了。
因為這種辦法用現代語言來表述，就是“貨币化服役”，類似于今天的“貨币化分房”，隻不過兩者的目的不同而已，但思路卻有着驚人的一緻。
看來，王安石的變法方案并非一時沖動，而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它相當科學，而且至少在理論上是可行的。
最高當局的決心也很大，并為此專門設立了類似于“國家體改委”的變法領導機構“制置三司條例司”。
未幾，均輸、青苗、水利、免役、市易、方田、均稅、保甲、保馬諸法相繼出台，一場關乎國運興衰、民心順逆的重大改革運動在全國鋪開。
但宋神宗和王安石都沒有想到，這次改革，不但阻力重重，而且一敗塗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