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幫了腐敗的忙 三、針鋒相對

反對變法的頭号人物是司馬光。

     司馬光也不是等閑人物。

    他的文章道德，都足以和王安石相抗衡。

    王安石生活簡樸，司馬光不喜奢靡（聞喜宴獨不戴花）；王安石才高八鬥，司馬光學富五車（著有《資治通鑒》）；王安石忠心耿耿，司馬光憂國憂民；王安石勇于任事，司馬光敢于直言；王安石上過萬言書，司馬光也上過“三紮子”（一論君德，二論禦臣，三論揀軍）。

    可見司馬光和王安石一樣，也一直在關注和思考着國家的命運與前途。

    還有一點也很相同，即他們都不是空頭理論家，也都不是書呆子。

    在處理具體政治事務時，都能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辦法來。

    宋仁宗寶元年間，樞密副使龐籍出知并州，任司馬光為通判。

    當時，河西良田常常為西夏蠶食，并構成對河東的威脅。

    司馬光便建議在麟州築堡防禦，同時招募農民耕種這些良田。

    這樣，不但無地的農民獲得了土地，國家的邊防也得到了加強。

    種地的農民多了，糧價就會下跌，這又能平抑河東的物價，也免得要從遠處運送軍糧，正可謂一箭四雕。

    這樣一種“屯墾戍邊”的方案，也是可以和王安石的某些新法相媲美的。

    所以，司馬光和王安石，都是國家的棟梁之才。

    他們兩個相對抗，那可真是棋逢對手，将遇良才。

     但這隻是就所謂新舊兩黨的領袖人物而言。

    要說他們的“黨羽”，就不成比例了。

    王安石這邊多為小人，比如他的得力幹将呂惠卿就是。

    呂惠卿是王安石着力培養提拔的人，變法伊始就在“制置三司條例司”擔任實際工作，是這個“國家體改委”的“常委”甚至“常務副主任”，以後又和另一個新黨重要人物韓绛并為王安石的“哼哈二将”，時人稱韓绛為新法的“傳法沙門”，稱呂惠卿為新法的“護法善神”。

    但就是這個呂惠卿，為了自己能夠大權獨攬，居然在王安石遇到麻煩時落井下石，誣陷王安石參與謀反。

    可惜這個罪名實在太過荒謬，因此王安石罷相以後又恢複了相位。

    呂惠卿賊心不死，又将王安石寫給自己的一些私人信件抛出。

    寫這些信的時候，王安石出于對呂惠卿的信任，寫了“不要讓皇上知道”（無使上知）的字樣。

    這是有欺君嫌疑的。

    王安石知道自己在京城呆不下去了，于是辭去官職，并從此告别政壇。

    這個呂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