卿，難道不是小人？
舊黨這邊卻是人才濟濟。
司馬光、歐陽修、蘇東坡，個個都是重量級人物。
其餘如文彥博、韓琦、範純仁，亦均為一時之選。
更重要的是，他們原本也都是改革派。
比如樞密使文彥博，就曾與司馬光的恩師龐籍一起冒死進行過軍事制度的改革；韓琦則和範純仁的父親範仲淹一起，在宋仁宗慶曆年間實行過“新政”。
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範仲淹的新政正是王安石變法的前奏。
事實上正如南宋陳亮所言，那個時期的名士們“常患法之不變”，沒有什麼人是保守派。
隻不過，王安石一當政，他們就做不成改革派了，隻好去做保守派。
那麼，原本同為改革派且都想刷新政治的新舊兩黨，他們的分歧究竟在哪裡呢？
在乎動機與效果。
王安石是一個動機至上主義者。
在他看來，隻要有一個好的動機，并堅持不懈，就一定會有一個好的效果。
因此，面對朝中大臣一次又一次的诘難，王安石咬緊牙關不松口：“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可守。
”這就是他有名的“三不主義”。
王安石甚至揚言：“當世人不知我，後世人當謝我。
”有此信念，他理直氣壯，他信心百倍，他無所畏懼。
的确，王安石的變法具有獨斷專行不計後果的特征。
熙甯四年（公元1071年），開封知府韓維報告說，境内民衆為了規避保甲法，竟有“截指斷腕者”。
宋神宗問王安石，王安石不屑一顧地回答說：這事靠不住。
就算靠得住，也沒什麼了不起！那些士大夫尚且不能理解新法，何況老百姓！這話連神宗聽了都覺得過分，便委婉地說：“民言合而聽之則勝，亦不可不畏也。
”但王安石顯然不以為然。
在他看來，就連士大夫的意見，也都是可以不予理睬的，什麼民意民心之類，就更加無足挂齒！即便民衆的利益受到一些損失，那也隻是改革的成本。
這些成本是必須付出的，因此也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王安石的一意孤行弄得他衆叛親離。
朝中那些大臣，有的原本是他的靠山，如韓維、呂公著；有的原本是他的薦主，如文彥博、歐陽修；有的原本是他的領導，如富弼、韓琦；有的原本是他的朋友，如範鎮、司馬光。
但因為不同意他的一些做法，便遭到不遺餘力的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