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君主無責任，然後可以責諸大臣”。
漢初的情況，便大體如此。
劉邦打天下時就不帶兵，具體事情都交給張良、蕭何、韓信他們去做。
他的幾個接班人，崇尚“無為而治”，也都樂意當“甩手掌櫃”。
所以秦人創立的帝國垮了台，取而代之的漢人卻搞得有聲有色。
遺憾的是，宮廷與朝廷，或皇室與政府的這種關系，道理上并沒有講清楚，制度上也沒有做規定，不像現代西方國家，憲法明文規定皇帝不得過問政府的事，而是想過問就過問，想不過問就不過問。
結果，漢武帝一上台，事情就起了變化。
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人。
這樣的人，多半都喜歡親自操刀。
所以武帝一朝，宰相成為擺設。
漢武帝既當董事長又當總經理，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事情倒是弄得轟轟烈烈，遺患卻也無窮，因為他把制度破壞了。
正因為破壞了制度，這才有後來的外戚專政和宦官弄權（後者又因前者而起），漢王朝也終于滅亡。
從這個角度講，皇帝雄才大略并不是好事情。
雄才大略的皇帝往往獨斷專行，無法無天，不把制度放在眼裡。
當然皇帝太愚蠢太昏庸也不好，最好是頭腦清楚又不好大喜功，事情交給政府做，自己隻拿大主意。
但這并由不得我們。
錢穆先生批評破壞制度的人，說他們不知道“皇室之存在，由于有皇帝，而皇帝之存在，由于有政府”，我看沒有哪個皇帝會懂這道理。
相反，帝國制度既然是以皇帝為中心建立的，就不能不規定皇帝至高無上的地位和不受限制的權力，皇帝也不會自動交出自己的權力，隻會不斷從宰相和政府那裡把它收回來，最後把自己變成獨裁者。
事實上從東漢以後魏晉南北朝起，皇家就開始侵奪相權。
唐初雖然“把以前皇室濫用之權重交還政府”，卻再也回不到漢初的理想狀态。
錢先生說：“漢宰相是采用領袖制的，而唐宰相則采用委員制。
換言之，漢代由宰相一人掌握全國行政大權，而唐代則把相權分别操掌于幾個部門”，“凡事經各部門之會議而決定”。
這原本也沒什麼不可以，但隻分相權不分君權，權重就向皇帝傾斜了。
不過唐代宰相雖不如漢，比起後世來權力還是大得多。
唐代相府共三個衙門（相當于宰相的人就更多），都叫省：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
中書管出令，門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