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氣。
結果，自然是造就了一個“平鋪的社會”。
同時，它也造就了一種“官僚的政治”，因為填補貴族權力空白的是朝廷任命、平民出身的官僚。
顯然，貴族政治是和邦國制度共生的，官僚政治則是和帝國制度并存的，而官僚制度又是依附于皇權政治的。
也就是說，沒有皇帝那至高無上的權力，就沒有官員的權力，更沒有什麼官僚政治和官僚集團。
皇權雖然在實際上可以由太後、外戚、權臣，甚至可能會由太監來代行，但在法理上是屬于皇帝一人的，也是最終要交還給皇帝本人的。
如果像曹操那樣“挾天子以令諸侯”，便要被罵作“亂臣賊子”，“天下共讨之，全民共誅之”，哪裡還能像錢先生所說的那樣，皇帝虛位，隻做象征，一切實際上的政務都由宰相處理，一切實際上的政治都由政府負責？這恐怕隻是錢先生的一相情願吧！
當然，這種“理想狀态”也不是一點影兒都沒有。
西漢初年就有那麼點意思。
但我們要說清楚，那是西漢初年。
那時，大家對帝國是一種什麼樣的制度，心裡還沒有譜。
邦國制度的影響還沒有完全消除，劉邦集團的江山也還沒有坐穩，隻好采取“一國兩制”的方針，實行“半封建半郡縣”或者“半邦國半帝國”的制度，即“郡國制”。
這是一種過渡形态，是終将被完全的帝國狀态取代的。
蕭何他們趁這個大家都還摸不清頭腦的時候為後世宰相們争取的權力，也是遲早要被後世皇帝奪去的。
我們現在當然無法弄清蕭何他們當年是否也有錢先生那樣的政治設計和政治理想，但可以肯定，這種“元首虛位，政府負責”的模式并沒有被确認，──既沒有在法理上被确認，也沒有在觀念上被确認，因此想破壞就可以破壞。
這大約就是錢先生心目中的“好制度”終于變成“壞制度”的原因了。
說到底，罪魁禍首就是皇帝制度。
正是因為有了皇權的至高無上、不受制約和毋庸置疑，才有了後來的一切。
顯然，要回答“好制度”何以最終變成了“壞制度”，就必須追問在過去的二千多年間，中國何以要實行一種以皇帝為實位元首，而且擁有至高無上絕對權力的帝國制度。
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課題，也許要另外寫一本書才能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