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帝國主要是由一大批熟讀儒家經典、絕對忠于皇室的文官來管理的。
農業時代的帝國雖然龐大，事務卻并不繁雜，無非按期繳納賦稅和保證地方治安。
另外兩件并非常規性的工作，則是抵禦外敵和救濟災民。
如果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官清吏廉，民風淳樸，則地方官是非常輕松的。
所以那些承平時代的地方官員，常常有許多閑情，可以吟花弄月，甚至著書立說，可見工作不忙。
但是，這種“太平盛世”的理想，卻建立在并不牢靠的基礎上。
如果天旱水澇，顆粒無收，或官貪吏污，紳劣民刁，又如之何呢？那意識形态和倫理道德還管用麼？隻怕即便孔子在世，也無法敦風化俗。
事實上，靠道德或禮儀來治國，是完全靠不住的(這一點我們前面已多次講過)，這才有了明代的特務政治。
雍正總結曆朝曆代的經驗教訓，認為德治和禮治并不可靠(但也不能放棄)，特務政治弊端甚多。
唯一的辦法，是實行“人治”。
不過這種“人治”，有特定的涵義，那就是：除了皇帝，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充當這種統治的主體。
因此準确地說，它應該叫做“帝治”―――皇帝一人的統治。
雍正以前，中國政治的主要形式，是德治與禮治。
人治隻是某些特殊時期的現象，而且其主體既不一定是皇帝(比如曹操是丞相，武則天是皇後和太後)，也沒有相應的制度來保證。
相反，不少皇帝還無法行使治權(比如年紀太小)或主動放棄治權(比如明的萬曆)。
其結果，則是任何王朝都不可能真正“長治久安”，改朝換代總是不可避免。
顯然，唯一的出路，是确保皇帝的“一人政治”，使皇帝真正成為國家意志的唯一代表。
密折制度的意義，便正在這裡。
這又是雍正的過人之處和高明之處。
本來，密折是一種很危險的東西。
它容易和告密聯系在一起，甚至變成告密的一種方式，弄不好就會讓人主上當受騙。
所以康熙說：“令人密奏并非易事。
偶有忽略，即為所欺。
”謝濟世也說：“告密之例，小人多以此讒害君子。
首告者不知主名(不知是誰告的)，被告者無由申訴，上下猜忌，君臣相疑。
”然而雍正卻把毒藥變成了良藥，玩火而不自焚。
辦法也很簡單，就是“兼聽”。
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