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皇帝采納了他的建議。
“再跟皇上請旨，内務府的印鑰，可仍舊是由奴才佩帶？”
“當然啦！你這話問的是什麼意思？”
“奴才想求皇上賞一道朱谕，申明旨意，以後奴才跟全慶商量公事，就方便得多了。
”
這“商量公事”，包含着向全慶提用款項在内，皇帝自然支持他的請求。
于是皇帝在面谕軍機大臣，吏部尚書全慶兼署總管内務府大臣的同時，下了一道朱谕：“肅順仍帶内務府印鑰。
”此外，還有好幾件朱批的奏折交下來，使得清閑了好幾日的軍機章京們，又大忙了起來。
朱批的奏折，在軍機處隻錄存副本，稱為“過朱”，原折發交原奏事衙門。
在京的大小官員，從萬壽節以後，就未見過“明發上谕”，上了奏折的衙門，也不見原折發回，以緻謠言極多，人人關懷，不知“聖躬不豫”到了怎樣的程度？因此，凡是在内廷當差的官員，那幾日都是訪客不絕，意在探聽消息。
當然，他們自己在宮裡也是天天在打聽：“熱河有‘包封’沒有？”軍機處專差飛遞的文件包，稱為“包封”，若有包封，便可以知道皇帝已照常召見軍機，處理政務，當然是“聖躬康複”了。
這天終于等到了熱河的包封，在内廷當差的官員，特别是那些位居清要，行動比較自由的翰林，紛紛到内閣去打聽消息。
看到“禦筆”的字畫端正有力，足見皇帝的精神極好，七八天以來的懸揣不安，就從這幾個字上一掃而空，争相走告，喜形于色。
但是，極少數的幾個人，所知道的情況，并非如此。
朱學勤就是這極少數中的一個。
在曹毓瑛的套格密劄中，曾提到皇帝的病，洩瀉已經止了，但“虛損”愈甚，行動氣喘，而且下午潮熱，夜裡盜汗，種種證候都令人憂懼。
令人憂懼的還不僅是皇帝的病，肅順似乎更見寵信了！當然，這裡面的作用，隻有深知内幕的人才能領悟，甚至于連全慶自己，都還不知道他是無形中受了肅順的利用，以為上蒙聖眷，才有此恩命，得意之餘，興緻極好，凡有道賀的賓客，幾乎無不親自接見。
朱學勤去道賀時，恰好遇見翁同龢。
他們都算與全慶有一重師生之誼，所以稱他“老師”，做老師的有這樣一個紅章京、一個名翰林的門生，當然也格外要假以詞色，恰好天也不早了，全慶堅留他們在家“小酌”。
談來談去，談到肅順。
朱學勤謹慎，翁同龢素性“和平”，不喜論人短處，但因為他父親翁心存被肅順“整”得幾乎下不得台，自然對他也沒有好感，這樣就隻好付之沉默了。
“肅六這個人，可以說是‘名滿天下，謗亦随之’。
”有了幾分酒意的全慶，摸着八字胡子，大聲說道：“都說他看不起我們自己旗人，依我看，這話亦不可一概而論。
”
說着，舉一舉杯，從這個門生望到那個門生，意思是要他們表示些意見。
朱翁二人相對看了一眼，朱學勤年紀長些，科名早些，便“義不容辭”，要在翁同龢之前先開口。
“老師翰苑前輩，清望素著，肅中堂當然不敢不尊敬的。
”
“對了！肅六自己不甚讀書，卻最懂得尊敬讀書人。
這不能不說，是他的一項長處。
”
這多少也是實情，而且礙着老師的面子，朱修伯和翁同龢不能不稍作附和。
于是全慶談肅順談得更起勁了，談到鹹豐八年的科場案，全慶又為肅順辯白，說經此整頓，科場弊絕風清，完全是肅順的功勞，因此他認為肅順當時極力主張置主考官大學士柏葰于大辟的重典，剛正可風。
同時他也透露，那時他是贊成肅順的主張的。
這一說使得朱學勤恍然大悟，原來肅順的保薦全慶，早有淵源，并且由此可以得到更進一步的證實，肅順的保薦全慶，不僅是示惠籠絡，而是有計劃地培植黨羽。
第二天，他把他的這一看法，告訴了文祥。
文祥字博川，是唯一留在京裡的一個軍機大臣。
他與寶鋆被公認為恭王的一雙左右手，但朝野清議，都覺得他比寶鋆高出許多，是滿洲世家中的第一流人才。
聽了朱學勤的話，文祥黯然不語，好久，拿起時憲書翻了一下，自語似地說：“七月初二立秋。
”
朱學勤不解所以，“文大人！”他問，“立秋又如何？”
“你忘了嗎？”文祥答道，“李德立不是說過，一過盛夏，皇上的病就大有起色了。
”
那是幾個月前的話，文祥卻還念念不忘。
這一片忠君猶時之心，溢于詞色，朱學勤不由得肅然起敬。
“但願如公所言。
可是……。
”他苦笑了一下，覺得不必再說下去了。
“修伯！”文祥忽然打起精神，目光炯炯地看着他說，“不必頹傷！你我都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的人。
而況大局也有令人樂觀的一面，你我把頭擡起來，要看得遠些。
”
一位長官對屬僚，用這樣平等的語氣來慰勉，朱學勤自然是深為感動的。
也因此，他更覺得要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責任，所以恭敬地應聲：“是！”又放低了聲音，“照我看，形勢旦夕可變，王爺該早早定規一個辦法！”
“辦法不早就有了嗎？曹琢如信中所說，都是好辦法。
但隻能靜以觀變，不到最後一刻，無從措手。
”
所謂“最後一刻”，是皇帝大漸之時，遺诏派顧命大臣，有了恭王的名字，那時才能名正言順地接掌大權。
在此以前，如有任何比較強硬的行動，适足以授人口實，加重了“恭王要造反”的謠言。
朱學勤當然也明白這一點，但是看到肅順不斷在擴張權力，隻怕到那“最後一刻”，恭王會落得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
所以雖無行動，應有布置，必要時“效周公的誅伐”，也要有足夠的兵力才行。
這話不便明說，他旁敲側擊地暗示：“曹琢如信中說，該有個‘緩急可恃’的人，不知我公心目中，有了這個人沒有？”
“以後再談吧！”
這是結束談話的暗示，朱學勤起身辭去，但是，他的影響卻完全遺留了下來。
這一天黃昏，文祥一個人在家，緩步沉思，把整個大局可能發生的變化，都想到了。
照他的理想，最善莫過于恭王與肅順能和衷共濟，彼此舍短用長。
肅順的長處，他看得很清楚，那種興利除弊的銳氣，知人善任的魄力，在滿洲王公大臣中，老早就看不到了。
至于肅順的短處：剛愎、驕狂、昧于外勢，都是可以想辦法裁抑補救的。
要緊的是，得讓肅順相信，恭王并不願與他為敵，恭王會盡量用他的長處，而且恭王的長處，譬如處理洋務，正好彌補他的短處。
此外，朝中一班出身翰苑的老臣，碩德清望，老成持重，若能取得他們的支持，加上東南忠勇奮發的湘軍淮勇，内外一緻，上下同心，豈但大局可以穩定？皇朝中興，亦非難事。
文祥這樣向往着。
但是，恭王對肅順的敵意，可以設法消弭，肅順對恭王的猜防，卻不知如何化解？看來自己的想法，終成奢望！
因此，當前最切實的一個考慮是，皇帝一旦駕崩，肅順與恭王倘或發生權力的争奪，搞成勢不兩立的局面，那時又将如何？當然，自己必站在恭王這一面，是勢所必然的，隻是無論怎麼樣，不可以讓他們兵戎相見！他不相信京城與熱河的禁軍會有“接仗”的可能，八旗禁軍，不管他是前鋒營、護軍營、步軍營、火器營、健銳營、骁騎營、虎槍營，還是内務府所屬的“包衣”護軍營，那些兵是怎麼個樣子？當過“九門提督”而且現在還兼着“正藍旗護軍統領”差使的他，是太清楚了。
他想起前幾天才聽到的四句諺語：“糙米要掉，見賊要跑，雇替要早，進營要少。
”不由得苦笑了。
當初剽悍絕倫，打出一片錦繡江山的八旗健兒，如今在老百姓眼中成了笑柄！這些沒出息的八旗子弟，連出操都要雇人代替，怎肯打仗？他們的威風，隻在每月發糧，“糙米要掉”的時候才看得見。
這就是文祥的把握，肅順和怡王載垣、鄭王端華雖然掌握着在熱河的禁軍，決不能發生任何作用。
這一層，曹毓瑛必定也看得很清楚，所以現給恭王的信中，建議召軍入衛，不必有所動作，就可鎮懾肅順，同時他又隐約指出，在山東、河北邊境軍前的欽差大臣勝保，堪當此任。
文祥特别持重，覺得召勝保到京，即使并無動作，對肅順也是種刺激，并可能被誤認作恭王的“逆迹”之一，所以對于曹毓瑛的建議，不以為然。
但此刻他的顧慮又遠了一步，勝保驕恣貪黩，功名利祿之心極重，倘或肅順走了先着，跟他有了勾結，那便成了個心腹之患，不可不防。
要預防也容易，不妨先通款曲，作一伏筆。
于是第二天他把朱學勤找了來，囑咐他代筆，給勝保寫封信。
勝保最近打得很好，連克魯北數縣，即以道賀為名，跟他拉攏一番。
勝保在英法聯軍内犯時，曾奉旨統率入京各路援軍，雖然通州八裡橋一役，吃了敗仗，但亦可說“非戰之罪”，其時文祥随同恭王辦理“撫局”，與勝保幾乎無一天不見，所以要叙舊套交情，不愁無話可說。
信中當然也要提到恭王“緻意”，這才是此函的主旨所在。
對勝保來說，不獨與恭王有共患難的情分，而且也該感激恭王兵敗相援的德意。
通州一仗，大清朝第一門至親，孝莊太後博爾濟吉特氏娘家的蒙古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的軍隊垮了下來，勝保也負傷敗退，其時皇帝由肅順扈從着，倉皇逃難到了熱河，自顧不暇，那裡還管得到勝保？虧得恭王收拾殘局，敗軍之将才得有安頓整補的機會，由這一層深入體察，勝保對肅順那些人是決不會有好感的。
反過來說，有此一函，更能令勝保傾心，亦是不言可知的了！
因此，朱學勤一面寫，一面在心裡佩服文祥，這一着“先手”棋，看似平淡，實為必占的要點，将來局勢的演變，倘或真到了最不忍見的地步，起死回生，全在眼前這平淡無奇的一着棋上。
有了這個了解，對這封“應酬信”便越發不敢大意。
軍機章京的筆下原都來得，朱學勤讀書甚多，更是一把好手，所以精心構思之下，把這封信寫得情緻深婉，詞藻典麗，自己看了也頗為得意。
于是他穿好袍褂，親自把信送了去給文祥，笑嘻嘻地說：
“隻怕詞不達意，乞賜斧削。
”
文祥先不看信，望着他的臉色，拈須微笑：“其詞若有憾焉！”他說，“不看便知是好的。
”
“且先請過目。
”
看不了數行，文祥笑意漸斂，朱學勤不免詫異自問：難道還有未加檢點之處，讓他看出了毛病？因而把自己的稿子，默念了一遍，卻又不知有什麼不妥的地方。
“修伯！”文祥站起來把信交還給他，正色說道：“我原以為此信可有可無，讀了大稿才知竟是必不可少的。
”
如此鄭重的神态和語氣，朱學勤真有知己之感，因而也端然答道：“此信關系重大，我不敢疏忽。
還請斟酌，以期盡善。
”
“寫作俱佳，盡善盡美。
”文祥笑着又說：“勝克齋以儒将自命，奏稿都是自己動手，最喜自炫文采。
也讓他見識見識軍機處的手筆。
莫以為都象急就章的‘廷寄’那樣，隻不過把話說明白了就算數。
”
朱學勤以謙虛的微笑，然後退了出來，把那封信另行加封，交驿差冒着如火的驕陽，飛遞軍前。
轉眼間過了七月初二立秋，照文祥的希望，盛夏已過，皇帝應該一天好似一天，但事與願違，皇帝似乎已無法處理政務了。
從七月初五開始，一連三天，沒有“明發上谕”，初八算有四件，初九開始又斷了。
消息一傳，謠言複熾。
整理官錢票還沒有眉目，而“乾益”、“天元”兩家官錢号的掌櫃，不知是畏罪，還是無法繳納那為數甚巨的“三成罰金”，竟逃得不知去向。
接着前門外“天利”錢号被搶。
這是大亂之世的景象，京城裡人心惶惶，有着一種大禍臨頭的預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