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出軍機的處分。
蔡壽祺第一個奏折中，有意拉上他，引以為援，王拯的書生味道極重，反認為這一來非以德報怨，仗義為恭王執言不可。
他抽足了鴉片，常多奇想，在這個折子中便保舉倭仁和曾國藩“可勝議政之任”，大家聽了，都笑笑不響。
再下來念孫鵬九——孫翼謀的那個奏折，語氣粘滞不暢，但也有好文章，就是恭王曾念給醇王聽的那一段。
在内廷當差，比較熟悉宮闱情形的，都覺得女主當朝，确已有前明閹人竊政的模樣，所以對孫翼謀這個防微杜漸的遠見，都在暗暗點頭。
“現在請各抒偉見吧！”文祥等念完三個奏折，這樣安詳地說。
于是議論紛起。
舒怪的是發言的人，不是默默無聞之輩，就是過去紅過，現在已在“局外”的那些冷衙閑曹，有趣的是有一種正面的意見，立刻便有一種反面的駁斥，然後又有正面的回護，反面的責難，一來一往，象拉鋸似的，好久沒有定論。
看看時間差不多了，肅親王華豐站了起來，大聲說道：
“我拟了個複奏的稿子在這裡，請大家聽聽。
”
這個奏稿的措詞，首先就從側面為恭王開脫，說他“受恩深重，勉圖報效之心，為盈廷所共見”，這雖未公然指陳國事非恭王不可，但論其本心無他，則蔡壽祺所指的四款罪名，便輕輕地卸掉了。
然後，支持醇王的意見，誠如所言，“倘蒙恩施逾格，令其改過自新，以觀後效，恭親王自當益加斂抑，仰副裁成”，接着說王拯、孫翼謀的奏折，“雖各抒己見，其以恭親王為尚可錄用之人，似無異議”，這一筆的渲染，見得複用恭王，為廷臣的公議。
但是如何錄用，“總須出自皇太後、皇上天恩獨斷，以昭黜陟之權，實非臣下所敢妄拟”。
用意周密，措詞宛轉，而且簡潔異常，全文不足三百字。
而“實非臣下所敢妄拟”這句話，又實在是請求兩宮太後，複用恭王領軍機。
因為唯有名義上的和實際上的宰輔之任——大學士和軍機大臣的任命，才非臣下所敢妄拟，王拯的保倭仁和曾國藩可當“議政大臣之任”，為大家所竊笑的原因，正就在此。
肅王念完，那些剛才不曾發言的人，才紛紛響應。
這一下，倭仁完全失敗了，他被迫要修改他的奏稿，改了四次才使得大家滿意。
而這“四削之稿”與肅王的稿子，内容已無區别。
于是擺開兩張長桌子，分列兩個奏折，軍機大臣列名于倭仁領銜的那個奏折，此外公王、宗室、大臣有七十餘人列名于肅王的那個折子。
不願列名的也有，如左副都禦史潘祖蔭、内閣學士殷兆镛、禦史王維珍、六科給事中譚鐘麟、廣成等等，都另有話說，别具奏折。
這許多奏折中，最有力量的倒是六科給事中譚鐘麟、廣成他們聯名的一個，身為言官，谏勸的措詞，不妨率直，所以說得比較透徹，以為“海内多事之秋，全賴一德一心，共資康濟，而于懿親為尤甚，若廊廟之上，先啟猜嫌，根本之間，未能和協，駭中外之視聽，增宵旰之憂勞，于大局實有關系”，這幾句話，鞭辟入裡，也是四方的公論。
慈禧太後頗生警惕，知道應該适可而止了。
否則，有理變成無理，民心清議，歸于恭王那一面，于自己的威信“實有關系”。
于是，她在與慈安太後商議以後，第二天召見軍機大臣文祥、李棠階、曹毓瑛，當面把所有的奏折發了下來，同時反複解釋，說這一次對恭王的責備，用意是在保全，期望恭王經此一番鞭策，收斂改過，上頭的苦心，廷臣應該體諒。
如果說真有猜嫌之心，何必把惇王的折子交議，盡可留中不發。
“現在大家都說，恭王雖然咎由自取，到底也還可以用，這跟我們姊妹的想法一樣。
”慈禧太後說到這裡，略停一停，才用很清楚的聲音宣示：“恭王仍舊在内廷行走，仍舊管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
三樞臣屏息聽着，以為慈禧太後還有後命，但她未再作聲。
事情就是這樣了！于是文祥才應聲：“是。
”
“寫旨來看吧！”
曹毓瑛早就準備了一篇典矞堂皇的大文章，頌兩宮之聖，贊恭王之功，那是假設恭王蒙“加恩賞還一切差使”，雷轟電掣，九天風雨之後，大地清明，日麗風和的境界。
此刻完全用不上了。
趁文祥和李棠階另行回奏其他政務的片刻，他退出養心殿。
本想自己動筆，另外拟個旨稿，但意興闌珊，思路窘澀，隻好去找借南書房待命的軍機章京執筆。
南書房密迩養心殿，文學侍從之臣，集中于此，向來是消息最靈通的地方。
這一天特别熱鬧，在内廷當差的都借故來探聽恭王的消息，一見曹毓瑛出現，都要聽他說些什麼。
而他什麼也不肯說，隻向軍機章京方鼎銳招招手，把他喊到一邊，密密述旨，然後自己寫了一通短簡，封固嚴密，派人專送到恭王府。
到了日中，明發上谕已送内閣，這一下消息很快地傳布了開去。
同情恭王的人，自然大失所望，而外人也覺得詫異，不想恭王複用的結果是如此！而“内廷行走”，實在又算不上是一個差使，真正的差使隻是管理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而已。
不管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