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派毛昶熙前赴天津會辦。
”同時“谕令李鴻章，帶兵馳赴畿疆，候旨調派。
”
于是毛昶熙帶着四名随員，由京師星夜趕到天津，預備與“洋官”會議。
毛昶熙的四個随員是，翰林院侍講吳元炳、刑部員外劉錫鴻、總理衙門章京陳欽、恽祖贻，算是京裡一等一的洋務長才，其實隻有一個陳欽是好手。
他在總理衙門的章京中，稱為“總辦”，就好比軍機章京的“達拉密”，内務府的“堂郎中”，是司官的首腦。
曾國藩對毛昶熙知之甚深，并不重視，倒是對這四個人，一談之下，贊歎不絕，許為“難得之才”。
難得的也還隻是一個陳欽。
在與法國公使羅叔亞、英國公使威妥瑪的會議席上，他據理力争，侃侃而談，引證各國通行的公法，指出豐大業應負激發沖突的責任，同時表示修堂、賠銀以外，天津府縣撤職交刑部查辦，緝兇事宜正由新任天津地方官辦理，安三、王三兩名禍首已經照羅叔亞的要求釋放，中國所應該做到的，不但已經做到，而且已經過分，不能再有所讓步。
羅叔亞被駁得無話可說，一味堅持職官抵命的要求，變成無理可喻，威妥瑪自然也就挑撥不起來。
等會議不歡而散，羅叔亞與威妥瑪大概覺得還是總理衙門比較好對付，随即便離津進京。
崇厚一看這情形，正是脫身之時。
一則交卸了三口通商大臣的職司，便解除了天津交涉的責任，再則怕羅叔亞在天津未能讨得便宜，會跟總理衙門去找麻煩，他得從中去說好話，以排解見功。
所以拿“奉使法國請入都陛辭”的理由，拜折即行，跟在羅叔亞後面，匆匆趕進京去。
崇厚一味媚外，凡事看不清楚，曾國藩卻是神明未衰，自己知道，這樁交涉，壞在誤聽崇厚的先入之言，一上來失之于太軟弱，讓法國人步步進逼，搞得槍法有些亂了。
靜下來細想一想，覺得羅叔亞的态度奇怪，如照起初那樣的強硬，則會議決裂，接着便是法兵登岸，何以一無表示，悄然進京？
這個疑團，很快地就被打破了。
從英國通到印度孟加拉省首邑加爾各答的“電報”，傳來消息，說是普魯士跟法國開了仗，起因于西班牙發生革命，女王被廢，預備迎立普魯士王的一個親族為西班牙王，法國的皇帝，老拿破侖的侄子，稱為“拿破侖第三”的，表示反對。
于是普魯士王遣大将毛奇，領兵進攻法國。
在大沽口的法國水師提督，就因為國内正有戰事，必須待命行動，所以拒絕了羅叔亞的要求，怎麼樣也不肯開釁。
“天佑吾華！”曾國藩大大地松了口氣，知道仗是打不起來了，至少限度可以說，要法國國内再派援兵，是不會有的事。
“中堂！”薛福成說，“法國既有内顧之憂，我們這裡何妨乘機利用？”
“不然，不然！”曾國藩大為搖頭，“你莫想到《戰國策》上的話！普、法兩國的國情形勢，幾乎一無所知，而想利用重洋萬裡以外的戰局，如何可以！這個論調發不得，一發助長了主戰諸公的虛驕之氣。
為今之計，正宜把握良機，奏請慈聖，執持定見，促成和議。
請你去拟個奏稿來，普法開仗的事，隻字不可提！”
“是的！”薛福成心誠悅服，“中堂這才是老成謀國！”
這個奏折由曾國藩和毛昶熙會銜拜發，主旨是“請中外一體，堅持定見”，決不用兵，但兵可不用，不可不備。
本打算着“投荒萬裡之行”，有幾年苦頭可吃的李鴻章，忽然得此際遇，精神抖擻地星夜帶兵入衛，一路行軍，一路不斷上奏，同時行文軍行所經各地督撫，要求供應軍需。
曾國藩是替他辦慣了糧台的，将福建船政局購辦的“京米”，截留了兩萬石，存放在天津，專等李鴻章和劉銘傳來領。
除了李鴻章，丁日昌亦已奉旨北上，他也是來“跳火坑”的。
啟行之前，先上個奏折，說“自古以來，局外之議論，不諒局中之艱難，然一唱百和，亦足以熒聽聞而撓大計，卒之事勢決裂，國家受無窮之累，而局外不與其禍，反得力持清議之名”，自道“臣每讀書至此，不禁痛哭流涕”，因而提出看法“現在事機緊急，守備則萬不可缺，至于或戰或和，應由宸衷獨斷，不可為衆論所搖”。
這番話的意思，與曾國藩一樣，都是請兩宮太後“謀劃必須決斷”，抱定主旨，決無更改。
言外之意，都指醇王、李鴻藻、倭仁那些人的話，萬不可聽。
因為如此，沒有人再發主戰的議論，但一口怨氣不出，都發洩在曾國藩頭上。
有的公然指責，有的寫信質問，大緻以前罵崇厚的話，現在都用來罵他，态度最激烈的則是他的同鄉，甚至要把他懸在湖廣會館的那塊“道光戊戌科會試中式第三十八名進士、殿試三甲第四十二名，賜同進士出身”的匾額撤除。
以曾國藩的德高望重，尚且被罵得如此不亦樂乎，總理衙門和涉及到這件教案的部院，自然深具戒心。
曾國藩挨罵最厲害的一件事，就是官聲甚好的張光藻、劉傑撤任，解交刑部治罪，如果刑部真的治了罪，必然又受清議攻擊，變成替人受過。
刑部尚書鄭敦謹，當然不會這麼傻，所以當直隸臬司錢鼎銘将此兩人解送刑部時，主管的直隸司郎中，拒絕收領。
接着，軍機承旨，發了一道上谕：“羅叔亞無理要挾，所請府縣抵償一節，萬無允準之理。
傳谕錢鼎銘将張光藻等解赴天津，并令曾國藩等，取具該府縣等親供，以期迅速了結。
”既不說治罪，亦不說免議，不知“如何迅速了結”？使得錢鼎銘深感為難。
在曾國藩，明知刑部有意推卸責任，不但沒有什麼不快，反覺欣然，認為補過的機會到了，聽張光藻和劉傑要請病假，一口答應。
于是張、劉二人，當天離開天津，躲到外縣去“避風頭”。
緝兇的事，他一樣也不起勁。
毛昶熙看看情勢不妙，曾國藩口說“不惜得罪清議”，又說“眼前事大，千秋事小”，其實既畏清議，亦惜千秋之名。
他新補了崇厚的遺缺，兼署“三口通商大臣”，會辦交涉職責所在，不得不天天催曾國藩“拿辦兇手”。
一拿拿了三十多名，都是“水火會”中人，由新任天津知縣蕭世本審問，因為聽審的百姓極多，蕭世本不敢不慎重，這樣便又拖延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