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不能責以不是，頗難有兩全之計，倒不如不出為妙。
“中堂！”錢鼎銘提醒他說，“醇王六月初一上了個折子，陳奏‘思患豫防，培植邦本’四條，第一條一開頭就說：‘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誅戮，以鼓其奮發之志’，我連日也接到京裡的信，指肇事的人，‘捍衛官長，堪稱義民’，清議如此，中堂不可不顧。
”
“我甯可得罪于清議，不敢贻憂于君父！”曾國藩的語聲平靜，意志卻顯得極堅決，“如今是山雨欲來的局勢！洋人隻講利益，不講是非，兵力愈多，挾制愈甚。
今天他在大沽口，隻有兩條兵船，凡事還好說話，如果他從别處再調來幾條，有恃無恐，則已有的成議，一定借故推翻，别生枝節。
所以交涉愈早了結愈妙，要想早了結，就不能不自己先壓一壓，才能息事甯人。
我這番苦心，亦不求人諒，但求能為國家免禍。
隻是，唉！”他搖一搖頭，不肯再說下去了。
“我看這樣，”錢鼎銘提出一個折衷的建議，“請中堂再派定幾位承審委員，盡三兩日之力，務必先把迷拐幼孩，挖眼剖心的真相弄清楚，再談其他。
”
大家也都認為先問案情，後出布告，措詞的輕重分寸之間，比較有把握，力勸曾國藩接納錢鼎銘的建議，他也就答應了。
在錢鼎銘主持之下，派出候補州縣官當承審委員，事實真相，很快地明了了。
挖眼剖心之說，純粹是因為不了解教堂内部的情形而起的誤會。
譬如教堂裡面有堆放雜物的地窖，天津人不知道洋式房屋本有此規制，隻拿《水浒》上描寫黑店的情形來比附，以為那就是開膛破肚的地方。
至于被“義民”所釋放的一百五十多小孩，傳訊他們的親屬，亦都供稱自願送堂收養，并非迷拐。
倒是慈仁堂的司事王三和教民安三，确有可疑，但供詞反複莫衷一是。
曾國藩為了怕法國人疑心中國官府鍛煉成獄，決定先押起來再說，同時親自拟一張布告，刻印了幾十份，以“欽派太子太保雙眼花翎武英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世襲一等毅勇侯曾”的銜頭，蓋上紫泥關防，實貼城廂内外，通衢鬧區。
布告中宣布朝廷懷柔外國，息事安民的本意，對天津“義民”，不但沒有一句嘉獎的話，而且看來官腔打得十足：“嚴戒滋事！”
這一下天津的紳士百姓，大失所望。
他們本就不相信沒有挖眼剖心及迷拐小孩的事，并對王三和安三的被押監候訊，認為是袒護法國人的表示，再看了這張布告，越發憤懑驚詫，都說想不到曾侯跟崇厚沒有什麼分别！
消息傳到京中，自不為清議所容，紛紛上疏，都以“民心向背”作立論根本，比較平正通達的一派，亦有“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的話，認為應該部署海防，免得萬一決裂無所措手。
這時法、英、美、俄、比、西和普魯士七國駐華公使，已經聯名向總理衙門提出抗議的照會，同時法國與英國的兵船，紛紛集中天津大沽口和山東煙台兩地，形勢極為緊張。
而總理衙門夾在洋人與清議之間，左右不敢得罪，唯有采取敷衍的辦法。
羅叔亞看着不是路數，親自跑到天津來跟曾國藩直接交涉。
京裡的空氣不利和談，到了天津更不利，辦叔亞觸目所及，都是仇視的眼光。
相反地，亦有媚外的教民，到他那裡去密控哭訴，這一下，羅叔亞的态度便更加不同了。
他去看曾國藩，提出四個要求：賠修教堂、埋葬豐大業、查辦地方官、懲辦兇手。
前兩個條件，曾國藩一口答應，懲辦兇手，亦可同意，至于查辦地方官，先要查明地方官是否失職才談得到。
等羅叔亞辭出不久，崇厚急急忙忙趕了來，一見曾國藩的面，便氣急敗壞地說：“壞了，壞了！洋人要大起波瀾了！”
曾國藩和他的幕友們，無不詫異，及至崇厚轉述了羅叔亞的話，更覺詫異。
羅叔亞認為這一次的教案，是出于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和路過天津的記名提督陳國瑞所主使，因此要求以這三個人抵命。
“這成什麼話？”一向喜怒不現于形色的曾國藩，使勁擺頭，“萬萬不可！”
崇厚也知道羅叔亞的要求，過分無禮，是再也辦不到的事，但他也決不能因為曾國藩的峻拒，便偃旗息鼓。
好在他原是打了主意來的，隻是本來想用個“晴天霹靂”把曾國藩吓倒，然後迂回曲折，水到渠成地引出最後的一句話，此刻看看吓不倒曾國藩，就唯有開門見山，直抉本題了。
“崇大人！”在座的錢鼎銘，有意要讓他心煩，“你可别忘了，陳國瑞現在神機營當差，是醇王的愛将，無憑無據的事，得罪醇王犯不着！”
“我又何嘗願意得罪親貴。
實在是事出有因。
”
事出有因是不錯的，大家都聽說當豐大業斃命時，路過天津的陳國瑞，不無煽動的情事。
民間又紛紛謠言，說法國人迷拐小孩挖下來的眼睛有一壇之多，已經讓陳國瑞帶進京去了。
照羅叔亞的調查，這就是陳國瑞自己傳播的謠言，以誣陷為煽惑，所以要他抵命。
“抵命的話，羅叔亞不是說說的，真有那麼個想法。
中堂，我看，我們得先站穩腳步，好封他的嘴。
”
“喔！”曾國藩說：“站穩腳步這話我要聽。
我們的腳步是如何站法，他的嘴是如何封法？”
“不必等他提出正式照會，我們自己先辦。
地方釀成如此巨案，到底是因為地方官不能化導于平時，防患于未然。
拿道、府、縣先撤任，聽候查辦，亦是情真罪當的事。
”
曾國藩不斷搖頭：“我雖不惜得罪清議，這樣的事也還不敢做。
”
“中堂……。
”
“地翁！”曾國藩打斷他的話說，“這件事難商量。
”
口風中水都潑不進去，崇厚不得要領而去。
到了第二天，羅叔亞又來見曾國藩，叽哩呱啦說了一大套，通事怕他生氣，于病體不宜，當場不敢照譯。
但羅叔亞詞氣神色的兇悍，卻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走後不久，接着就送來一件正式照會，另附中文譯本，居然真的就提出要張光藻、劉傑和陳國瑞抵命，以及嚴拿兇犯，立即正法的要求。
“戰機一觸即發。
”黎庶昌壓低了聲音對薛福成說，“我們先想個保護中堂的辦法出來，再把照會送上去。
”
“沒有别的辦法，隻有把銘軍飛調到津再說。
”
銘軍大部駐紮在山東與直隸交界的張秋一帶，另有三千人由劉銘傳的部将，記名臬司丁壽昌統帶，駐紮保定，要調就隻有調這三千人。
等商量停當，才把照會拿了上去，曾國藩有些沉不住氣了！對于黎、薛所建議的調丁壽昌所部，移駐天津附近的靜海，他亦認為有此必要。
不過他不是為他自己着想，主要的是拱衛京師，免得洋人長驅直入。
擋不擋得住是另一回事，擋總得要擋，不然對任何一方面都無法交代了。
“你們讓我靜下來想一想。
”等幕友退出，曾國藩一個人繞室徬徨，通前徹後考慮大計，口中不斷在自問：“拿什麼來打？”
其實這已經考慮過不止一次，早已拿定主意，無論如何不與法國人開釁。
但事到如今，有難以控制之勢，他不能不重新估量後果。
很自然地，曾國藩想到了十年前的英法聯軍，那時有僧王和勝保當前敵，恭王和桂良主持撫局，文祥辦理軍需供應以及京師城防，猶不免一敗塗地。
如今隻得丁壽昌三千人馬，擋一擋也不過為兩宮太後和皇帝騰出一兩天工夫，便于再一次“逃難”而已。
若是打到京城，還是要和。
英法聯軍入京，一把火燒掉了圓明園，先帝雖為此急怒攻心，病勢加重而“棄天下”，但圓明園畢竟是離宮别苑，英法聯軍不曾毀傷宗廟社稷，還可以和得下來。
而這一次果然讓法國兵打到京裡，為了報複起見，在大内放起一把火，連太廟一起燒掉，那時再要說談和的話，無異辱及先人而默然忍受，不但為清議所不容，而且對後世亦難交代。
這樣和不下來，就隻有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一直打下去，打到天下大亂，盜賊蜂起，内憂外患，交相煎迫，終于亡國為止。
轉念到此，曾國藩眩暈的毛病又發作了，隻覺得天旋地轉，頭重腳輕，趕緊扶着桌子，摸索到床上躺下。
于是多少年來的感觸，又梗塞在他心頭了，一切不如人，說什麼都是空話，唯有忍辱負重，奮發圖強。
接着便想起洪楊平定以來的諸般新政，沈葆桢所經理的福建船政，規模龐大的上海制造局，京師的同文館等等，總算是可以安慰的一些成就。
就因為有這些成就，曾國藩越覺得非和不可，此時忍辱，将來才有報仇雪恥的機會，否則剛創下的一點基礎，浪擲在戰火之中，不知何年何月，才得重起爐竈？于此可知，自己立意不與法國開釁的宗旨，真正是萬不可移。
如今隻要挺得下來，任何犧牲，在所不惜。
因此，當第二天崇厚又來談天津道、府、縣一概撤任，聽候查辦這件事，他居然同意了。
決定委記名臬司丁壽昌署理天津道，府、縣兩缺，由崇厚保舉一個姓馬、一個姓蕭的署理，據說這兩個人對天津地方，極其熟悉，辦理緝兇，非此兩人不可，曾國藩也同意了。
他和崇厚會銜的奏折尚未到京，總理衙門已經接到法國公使提出強硬照會，以及羅叔亞在天津與他們的水師提督頻頻會商的消息，看樣子戰端随時可起。
寶鋆急得食不下咽，隻怨自己運氣不好，偏偏恭王和文祥都在病假的當兒，出現了這麼棘手的局勢，而且軍機上三個人還不能協力同心。
李鴻藻力主“民心不可失”之說，他後面有醇王和清議的支持，發言頗有力量。
看來撫局難成，戰火要起，這副千斤重擔，怎麼挑得下來？
“我也知道，這副擔子你挑不下來。
”慈禧太後聽得寶鋆的陳奏，斷然作了處置：“現在隻有一面催文祥趕快銷假，一面讓恭王進宮來看折子，國家到了這個地步，他不能不力疾從公。
”
以私人的交誼，寶鋆不忍把這副重擔放在病骨支離的恭王肩上，但情勢所迫，無可奈何，隻得遵旨傳谕。
“鬧教案不想鬧成這個樣子！”慈禧太後神色抑郁地說：“這一陣子，我們姊妹愁得都睡不着覺，打是不能打，民心也要緊，都不知道該怎麼辦了？總得有人切切實實出個主意才好。
不知道各省是什麼個意思？”
“丁日昌給奴才來信說，總宜保全和局為是。
”
寶鋆的話一完，李鴻藻接口便說：“丁寶桢也給臣來信，其中有兩句話，臣請上達聖聽。
”接着，他用極清朗的讀書的調子念道：“倘或其曲在彼，釁非我開，則用兵亦意中之事。
”
這江蘇、山東的兩丁，是巡撫中頂尖兒的人物，寶鋆和李鴻藻針鋒相對，各引以為重，于是第三者的沈桂芬說話了。
“現在就是先要辨個是非曲直。
曾國藩的頭一個折子，已經說得很明白。
以臣愚見，局中人見聞較切，這一案既已責成曾國藩查辦，不能不多聽聽他的意見。
”
這番話看來平淡無奇，其實是放了李鴻藻一枝冷箭。
李鴻藻也跟倭仁一樣，雖受命在總理衙門行走，卻從未視過事，“局中人見聞較切”就是指他身在局外，不足與言洋務。
總理衙門的大臣都跟李鴻藻格格不入，隻是沈桂芬秉性以陰柔出名，不似董恂那樣近乎粗鄙，所以他跟李鴻藻的暗鬥，不為人所注意。
三個軍機大臣，寶鋆、沈桂芬站在一邊，自然占了上風。
同時李鴻藻也不是不了解局勢的人，他并不主戰，隻是覺得有責任為“義民”說話而已，話說過了，責任就盡過了，所以明知沈桂芬話中有刺，隐忍不言。
隻要不擡杠，兩宮太後都樂意他們多說話，于是慈禧太後便又問起朝中和民間對此事的看法，大緻慷慨激昂的居多，敢替洋人說話的甚少。
這對兩宮太後來說，多少是一種安慰。
但等曾國藩和崇厚會銜的奏折一到京，這份安慰便變成極沉重的負擔了。
奏折中為洋人雪冤，指出“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誣”，列陳所以“緻疑”的原因五點，奏請“布告天下，鹹使聞知，一以雪洋人之冤，一以解士民之惑”，這已經是要從長計議的事，又要将天津道、府、縣三員撤任查辦，以及派兵彈壓，并俟“民氣稍定，即行緝兇”，那就決不能輕許了。
不許怎麼樣？寶鋆和董恂不知說過多少遍了，不依洋人，就會開仗。
是和是戰，兩宮太後無法作任何決定，慈禧太後還覺得這事也不能隻聽少數人的意見，于是召見病起第一天進宮看折的恭王和軍機大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