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谕召集禦前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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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心殿地方太小，太後又不能出臨外朝，決定在乾清宮西暖閣集會。
奉召的一共十九個人，區分為四個部分，第一是親貴，惇王和孚王。
第二是重臣，官文、瑞常、朱鳳标、倭仁四相，以及恭王為首的軍機四大臣。
第三是近臣，禦前大臣醇王、景壽、伯彥讷谟诂，弘德殿行走的将相，翁同龢、桂清、廣壽。
第四是掌管洋務的總理大臣，董恂、毛昶熙。
除了孚王以外，其餘十八個人都在近午時分到了乾清宮，由惇王帶班，進殿行禮。
軍機大臣和總理大臣跪在東邊，其餘的跪在西邊。
乾清宮是天子的正寝，在康熙以前，皇帝臨軒聽政，歲時受賀賜宴，以及日常召見臣工，都在這裡，是内廷中規制最宏偉的一座宮殿，廣九楹、深五楹，象征“九五之尊”。
中間三楹設寶座，楣間有塊順治禦筆的匾：“正大光明”。
自從康熙末年鬧出“奪嫡”糾紛以後，從雍正開始，廢除了立儲的制度，皇位的繼承，由皇帝禦筆書名，錦盒密封，這個錦盒就藏在“宮中最高之處”的“正大光明”匾額後面。
左面三楹為東暖閣，原名“抑齋”，自從高宗因為得了絕世奇珍王羲之父子的三通帖，珍藏在此，所以又題名為“三希堂”，右面三楹就是西暖閣，題名“溫室”，高懸高宗禦制的一篇“乾清宮銘”。
其時正當全盛，高宗又享大年，所以銘中最後一段是這樣六句話：“五福敷錫，萬國鹹甯，敢恃崇居，惴惴矜矜，益慎體乾，惟皇永清。
”現在，兩宮太後及十五歲的皇帝，就是坐在這篇銘文之下，為了“一國不甯”，召見“惴惴矜”的親貴重臣。
分班行了禮，所有的太監都奉命退出殿外，這時慈禧太後才用低沉的聲音說道：“天津的教案，沒有想到鬧得這麼厲害！現在法國人蠻得很。
曾國藩的折子，想來你們都在軍機處看過了，要辦地方官，要拿殺洋人的百姓，這件事該怎麼辦？我們姊妹倆想不出主意，所以找大家來商量，有話，你們盡管說！”
這樣的場合，第一個說話的應該是惇王，他是早就預備好了的，片刻沉默以後，開始發言：“曾國藩不是不講理，不體恤下屬的人，他這個折子，也是大不得已。
不過民為邦本，民心一失則天下解體。
所以這件事要慎重。
”
這幾句話說了等于沒有說。
在他肩下的醇王就不同了，一開口就顯得很激動，“民心宜順！”他大聲說道，“天津的地方官也沒有罪，張光藻跟劉傑，平時的官聲很不錯，他們當然不能偏袒教民，讨洋人的好。
事情鬧開來，全怪那個豐大業太野蠻，拿槍就打，這還成話嗎？如果說中國的使臣，在他們法國也是這樣子蠻不講理，槍擊職官，不也一樣要犯衆怒嗎？至于陳國瑞路過天津，說了幾句嘉許義民的話，正見得他忠勇性成。
在法國看，他們有罪，在中國看，何罪之有？他們的罪，是總理衙門給安上的，咱們自己還在查辦，總理衙門倒先替天津的義民認了罪的。
給法國公使的照會，說什麼天津的‘舉事者’，等于我‘大清仇人’，這種措詞太失體了！還有人說，天津的百姓，無緣無故殺法國人，不過借此搶劫擄掠。
誣責義民，于心何安？”
那段話是寶鋆說的，他不能不申辯：“啟奏兩位太後跟皇上，七爺的責備，奴才不能受！燒教堂的時候，有人大搶特搶，是有案可稽的。
”
“趁火打劫，總是有的。
”慈禧太後為他們排解，“這一層，現在不必再提了。
”
“臣有申辯。
”董恂接口高喊。
“好！你說吧！”慈禧太後告誡：“就事論事，别鬧意氣。
”
“是！”董恂用含冤負屈的聲音答道：“臣等奉旨與洋人交涉，事事以宗社為重。
洋人脾氣多很壞，臣等受氣也不是受了一天，局外人不諒，嬉笑怒罵的也很多，臣等總想着受辱負重四個字，能夠為朝廷‘求全’，自己‘委屈’一點兒，算不了什麼。
這一次教案，原是相激而成，如果地方官實心為國，知道現在還不是可以跟洋人開釁的時候，平日多加化導，就不緻于教民相仇。
老百姓也應該體諒國家，平長毛、滅撚匪，現在陝甘還在用兵，國力凋敝。
明明惹不起洋人而偏要惹他，惹出這樣一個局面，不就等于跟大清為仇？”
董恂一口氣說下來，上了年紀，不免氣喘，所以得停一停，而醇王不容他往下再說，接口便駁：“說百姓與朝廷為仇，是斷斷不會有的事！這話在自己都不能說，何況說給洋人，形諸文字？試問，洋人誤信百姓與我大清為仇，不更以為朝廷孤立無援，越發得寸進尺，沒有個完結？求和反不得和，不但失體，而且失策！”
“原是說委屈求全。
”董恂的再度辯解，就顯得有些軟弱了，“措詞當然要不同些。
”
“怎麼個不同？”
看醇王咄咄逼人的神态，慈禧太後心想，倘或引出主戰的論調來，今日一會，便難收場了，得要想個辦法，先教大家死了不惜一戰的那條心，專就“撫局”上去研究，如何能夠議和而不太吃虧才是正辦。
因此，她搖一搖手：“不必在這些細故上争執。
”接着，擺出不勝悲憤的神情說道：“道光、鹹豐兩朝，咱們中國都吃了大虧，洋人是咱們的世仇，你們如果能想一條計策，把洋人滅掉，我們姊妹倆就死也甘心！”
這番話說得群臣動容，都覺得語氣嚴重，不敢輕易奏對。
慈禧太後細看西面那一班從領頭的惇王，到末尾的翁同龢的臉色，知道自己這兩句話把他們“鎮”住了，于是又用緩和的聲音說：“皇帝還沒有成年，諸事要從長計議，你們都是國家的重臣、近臣，休戚相關，跟外頭不一樣，總得要擱下成見，多替國家着想。
”
醇王是主戰的一方，既無徹底滅洋人的長策，就不敢再多說。
軍機和總理衙門，除了李鴻藻以外，是主和的一方，聽出慈禧太後暗中支持的意思，便不必再多說。
彼此沉默之下，作為清議領袖的倭仁，就不能不發言了。
“臣愚昧，”他說，“張光藻、劉傑兩員，既然官聲甚好，不宜加罪。
”
“是的，不宜加罪。
”瑞常和朱鳳标同聲附和。
因為這三個人的位高望重，寶鋆等人不便說話，隻有恭王起而相駁，但他病後虛弱，無力多言，隻說得一句：“不依曾國藩所請，此案不能善了。
”
于是又出現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覺得這是個給自己講話的機會，便提高了聲音說道：“臣有愚見。
曾國藩所請兩事，皆天下人心所系，亦是國法是非所系。
請再申問曾國藩，洋人此後如無别項要求，尚可曲從，倘無把握，則宜從緩。
似乎不必在倉促間定議。
”
這是折中的論調，也合乎慈禧太後“從長計議”的指示。
在主戰的一方，認為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該這麼辦，而主和的一方，覺得以此作為讓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
隻有一個董恂，聽得翁同龢的話，心裡就冒火。
董恂久為清議所指摘，而他亦對朝士抱着極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個“董太師”的外号，臣子拟于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憑這個外号，就可斷送一輩子的功名富貴。
因此，他總認為那些以講學問務聲氣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負責任，所發的議論，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
曾國藩的折子，或準或不準，可否之間隻憑慈禧太後一句話就可裁決，反對的人雖多，但上有慈禧、下有恭王，仍可如願以償，不想翁同龢節外生枝，要搞亂了垂成之局，豈不可恨？
于是，他擡臉沖着翁同龢說道：“這時候天津不知道是什麼局面？那裡容得你往來問答？”這句沖口而出的話，成了危言聳聽，兩宮太後首先就悚然心驚。
董恂的意思中是表示，即在這廟堂籌議大計之時，也許大沽口的外國兵船，就已經在開炮了。
戰端既然随時可啟，往來問答，稽延時日，以緻誤了大事。
這一下原來以為翁同龢有道理的，便覺得他的話亦不免迂腐了。
于是慈安太後微喟着說：“有僧王在，他的馬隊，還可以把洋人擋一擋。
現在，也還得要調一支兵進京保護才好。
”
“是！”恭王答道，“臣等商議，預備再調駐張秋的銘軍九千人入京。
等商議好了，請旨辦理。
”
“李鴻章呢？”慈安太後又問，“他此刻在什麼地方，這件案子，他怎麼個說法？”
“李鴻章此刻在潼關。
他給臣寫信，也說‘斷乎不可用兵’，隻能跟洋人‘一味軟磨’。
”
惇王聽得這一說，算一算督撫中預備開仗的，隻有一個丁寶桢，但“東軍”全靠一個總兵王心安，那兩三千人要拿曹州一帶的土匪，根本就不能調進京。
看樣子已非得依從曾國藩的意思不可，那就隻有在“讨價還價”上打主意，因而接着恭王的話說：“曾國藩所請辦地方官、緝兇這兩件事，既不得不從，那麼，中國人迷拐孩子，也不能不嚴辦。
”此又是董恂出的主意，認為嚴拿拐子，刺激洋人，應該從寬，所以惇王這麼說。
這一說勾起了醇王的牢騷，發了好大一篇議論，說素日無備，而臨事則以“無可如何”四字塞責，從鹹豐十年以來，試問“所備何事”？這是指責當國十年的恭王。
說到最後，他亦是“無可如何”，隻好在文字上要求了，“此次綸音，如果仍有措詞失體之處，”他很起勁地說：“臣等仍當糾正。
”
慈禧太後點點頭，看着恭王說道：“那種‘大清仇人’什麼的，是有點兒不象話！”
“是！”恭王病後體力不支，急于完事，便敷衍着醇王說：“軍機拟旨如有不妥之處，醇王等人盡管糾彈，臣等虛心接受。
”
恭王這樣給面子，醇王不便再發牢騷，于是禦前會議到此結束。
時間太長，無不汗透重衣，上了年紀的倭仁等人，甚至因為跪得太久，站不起來，得要太監來攙扶。
雖然如此，卻還不能回家，都在朝房裡等着看軍機處所拟的旨稿，如有與廷議不符之處，象醇王所說的，“倘有措詞失體之處”，便可當時“糾正”。
軍機章京的筆下都快，但這天拟旨，要把群臣所發，面奉裁可的意見，都包括進去，而遣詞用字的多寡輕重，與發言者的名位又有關連，因此斟酌損益，費了三個鐘頭，才把兩道明發、兩道廷寄的稿子拟好，邀請大家去看。
兩道明發，是摘叙曾國藩的原折，為洋人辯解“教民挖眼剖心、戕害生民之說，多屬虛妄”，以及遣責天津地方官辦事不力，革職查辦。
兩道廷寄，一道分寄沿海各省督撫，嚴密戒備；一道專寄曾國藩，指示大計，自然最關緊要，所以大都争着先看這一件，隻見寫的是：
“曾國藩、崇厚查明天津滋事大概情形一折；另片奏請将天津府縣革職治罪等語，已均照所請明降谕旨宣示矣。
曾國藩等此次陳奏各節，固為消弭釁端，委屈求全起見；惟洋人詭谲性成，得步進步，若事事遂其所求，将來何所底止？是欲弭釁而仍不免啟釁也。
該督等現給該使照會，于緝兇、修堂等事，均已力為應允，想該使自不至再生異詞。
此後如洋人仍有要挾恫吓之語，曾國藩務當力持正論，據理駁斥，庶可以折敵焰而張國維。
至豫備不虞，尤為目前至急之務。
曾國藩已委記名臬司丁壽昌署理天津道篆，其駐紮張秋之兵，自應調紮附近要隘，以壯聲威。
李鴻章已于五月十六日馳抵潼關，所部郭松林等軍亦已先後抵陝，此時竄陝亂民，屢經官軍剿敗，其焰漸衰，若移緩就急，調赴畿疆，似較得力。
着曾國藩斟酌情形，趕緊複奏，再降谕旨。
日來辦理情形若何？能否迅就了結，并着随時馳奏。
總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國藩總當體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籌，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
沿江沿海各督撫，本日已有寄谕令其嚴行戒備。
陳國瑞當時是否在場？到津後即可質明虛實，已令神機營饬令該提督赴津聽候曾國藩查問矣。
将此由五百裡各密谕知之。
欽此。
”
這道廷寄，實際上照曾國藩及總理衙門的意思辦理，而表面上對主戰一方重視民心的議論，亦已完全采納，所以大家都沒有什麼話說。
再看那兩道明發上谕，摘引曾國藩的原奏，文氣不順，近乎支離。
翁同龢心裡在想，如果照此明發，一定會引起指摘，還得重新斟酌。
但看看窗外日色，已經偏西，還要清稿，還要“請起”，面奉兩宮太後認可，時間局促，決無再細作推敲的工夫，因而也就一忍了事。
等恭王入見，又費了三刻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