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人處且饒人！”跟她沒有什麼好說的，隻有敷衍，“是！”他這樣回答，“奴才等仰體聖心，盡力去辦。
”
等退出養心殿，立即拟旨，派崇厚充“出使大法國欽差大臣”，同時也發布了成林的任命。
一面又發廷寄，獎許曾國藩奏稱的“案中最要關鍵等語，可謂切中事理，要言不煩”，催促他早早啟程到天津。
谕旨到時，曾國藩已定了六月初六動身，這幾天他一直在料理他自己的“後事”。
他已經反複考慮過，認為豐大業能夠對崇厚和劉傑開槍，現在事情鬧得這麼不堪設想，而法國的水師提督，又是出了名的脾氣壞，那就更可能拔槍相向，果真有此決裂的場面，他不肯象崇厚那樣避走，決定挺胸承當。
或者洋人的交涉倒辦妥了，天津的老百姓卻又要鬧事，他也決定挺身而出，先為洋人當災，免得又起風波。
為此他要留下一篇遺囑，瞞着親人，獨自在燈下寫道：“字谕紀澤、紀鴻兩兒：餘即日前赴天津，查辦毆斃洋人，焚毀教堂一案。
外人性情兇悍，津民習氣浮嚣，俱難和葉。
将來構怨興兵，恐緻激成大變，餘此行反複籌思，殊無良策。
餘自鹹豐三年募勇以來，即自誓效命疆場，今老年病軀，危難之際，斷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負其初心。
恐邂逅及難，而爾等諸事無所秉承，茲略示一二。
”
以下第一條就寫他自己的“靈柩”，由水路運回湖南，“沿途謝絕一切，概不收禮。
”
接下來說他曆年的奏折和文稿，不可“發刻送人”，因為奏折“可存者絕少”，而古文則“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
處理了這些事務，便是長篇大論的“遺訓”，教子孫不忮不求，克勤克儉，自道交卸兩江總督時，想不到存下兩萬銀子的“養廉”，又頗自慰于“初帶兵之時，立志不取軍營之錢，以自肥其私，今日差幸不負始願。
”最後教子孫以孝友，他是這樣寫的：
“孝友為家庭之祥瑞，凡所稱因果報應，他事或不盡驗，獨孝友則立獲吉慶，反之則立獲殃禍，無不驗者。
吾早歲久宦京師，于孝養之道多疏，後來輾轉兵間，多獲諸弟之助，而吾毫無裨益于諸弟。
餘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
我身殁之後，爾等事兩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視堂兄弟如手足。
凡事皆從省啬，獨待諸叔之家，則處處從厚，待堂兄弟以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期于彼此有成，為第一要義。
”
寫完一看，意有未盡，但一時又那裡說得完？隻覺得不忮不求的意思，必須說得再透徹些，于是做了兩首五言詩，附在一起，自覺身後家事可以放下了。
放不下的是公事。
獨坐沉吟，果真以身相殉，直隸總督出了缺，一面要辦洋人的交涉，一面要安撫地方，細細想去，還真隻有一個李鴻章，可以接替。
當然，那時候是不是來得及具“遺折”保薦，大成疑問。
但估量情勢，朝廷亦必出之于調李鴻章繼任直督這一途，師弟多年，禍福相共，此時不可不明告心迹，讓他心裡先有個數。
于是他找出李鴻章的來信，作了複函，表示“臨難不苟免”，在自誓以外，亦有期望李鴻章不可退縮的言外之意。
寫好加封，交驿遞專送正帶領郭松林的人馬，進駐潼關的李鴻章。
等到六月初六從保定動身，八擡大轎，緩緩行去，走了四天才到天津。
天津百姓對他如大旱之望雲霓，在西門以外，遠遠就有父老跪香，夾道歡迎，這些景象，使得曾國藩的心情，益為沉重。
天津的情勢，他了解得很透徹，崇厚媚洋過分，大家都認為他“護教”。
此刻天津人對他的期望，就是一反崇厚的作風，由“護教”而“護民”，因而才有這樣的愛戴之忱。
然則，将來對天津百姓如何交代呢？曾國藩心想，生死可置度外，榮辱之際要能無動于中，卻是一件難事。
此來不但對内對外，都不易安排，而且先要克制自己，就是件很吃力的事。
接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門駐節，天津的大小官員，都具手本接見。
曾國藩一概擋駕，唯一的例外是崇厚。
“地翁！”曾國藩一見便說：“你我有禍同當，有謗同分。
”
“是！全要仰仗中堂的德望。
”崇厚很快地就激動了，“這都是地方官平日不能預事防範，養成這樣的禍患！”接下來便滔滔不絕地痛責天津知府張光藻和知縣劉傑，對天津道周家勳自然亦無好感。
崇厚唾沫橫飛地數盡了天津府縣的不是，接着便要求撤換張光藻和劉傑，曾國藩一口拒絕。
“是非尚未分清，府縣究竟失職到如何程度，亦待考查。
”他說，“而且張光藻素有循聲，是個好官。
”
“就是張光藻頑固不化，平日辦理民教糾紛，偏見甚深，以緻仇教之事，層出不窮。
”
“既如此更不宜輕言撤換，否則天津百姓的反感，豈不更深？”
崇厚語塞。
停了停問道：“然則中堂此來，總已定下宗旨。
可能見示？”
“當然，當然！”曾國藩屈着手指，說道：“第一，挖眼剖心之說，一定要求個水落石出，才能破惑，不但此案的是非曲直，由此而判，于各省辦理教案，亦有關系；第二，誤傷俄國人，誤毀英、美教堂，要設法分開來辦。
在法國人，自然要聯絡俄、英、美諸國，壯其聲勢，我們對症發藥，就是要孤他的勢。
”
“高明之至！”崇厚趁機讨個輕松差使，“俄、英、美的交涉，請中堂的示，是不是我馬上去辦？”
“甚好，偏勞了！”曾國藩拱拱手說，“明天我就‘放告’。
”
意思是暗示他，地方上的事，不必過問。
但不用放告，已有無數禀狀，遞到行轅，另外還有許多在籍官員，以缙紳的身分，送來條陳說帖。
曾國藩不敢輕忽，請幕友們一件一件念給他聽，有的建議憑借天津百姓的義憤，盡驅洋人出大沽口；有的認為應該聯絡俄、英、美三國，專攻法國；有的痛斥崇厚，請曾國藩上奏嚴劾，以伸民意；還有的大聲疾呼，速調兵勇入衛，以為應敵之師。
總而言之一句話：都要跟洋人開仗。
“民氣如此，着實可慮。
”曾國藩憂心忡忡地說，“我看要出張布告。
”
幕友們都不肯輕易發言，因為都覺得這張布告很難措詞，既不能獎其忠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