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六章

人事如此，天象可慮。

    欽天監的官員發現西北出彗星，夜夜觀察，經曆十天不滅，迹象是“紫微藩衛為彗星所掃”。

     彗星俗名“掃帚星”，見之不祥，何況亘曆十日不滅，而且掃着作為“帝星”的紫微星的藩衛，則出警入跸，大為可虞。

    所以在弘德殿行走的徐桐和廣壽，正好借此立言，說皇帝屢次巡幸圓明園，視察工程，是孝養心殷，非一般遊觀可比，但炎暑之際，風雨不時，海澱路遠，十分勞累，萬一馬驚獸逸，有失敬身之道。

    皇帝負宗廟社稷之重，承兩宮太後之歡，不宜再有臨幸巡視園工的舉動。

     就在這時候，李光昭與洋商發生了糾紛。

    當福州旗昌洋行的代表，自從押運木料到達天津，找不到李光昭，便向美國領事署提出申訴。

    副領事畢德格，将旗昌洋行的信，交了給天津海關道孫士達，其中詳細說明了合約内容，三船木料，總值不過銀洋五萬四千餘元，已到的一船，連同遲延貼補的費用，應付一萬五千元。

     這一下李光昭的西洋鏡，完全拆穿。

    李鴻章聽取了孫士達的報告，勃然大怒，但一時還不預備抓他辦罪，隻叫孫士達通知李光昭，趕緊跟洋商将帳目結算清楚。

     洋商找不到李光昭，孫士達也找不到，轉托天津道丁壽昌派人四處查訪，才在一處客棧裡把他尋着，當面交付了海關道的公事。

     李光昭已經悄悄到京裡去了一趟，目的是找成麟去借錢，照他的想法，一萬五千銀元，折算不過一萬一千銀子，成麟無論如何，可以籌措得到。

    那知成麟不但不肯替他想辦法，而且還追着他要年前所借的五百兩銀子。

    李光昭一看路數不對，連夜溜回天津，四處跟人套交情，拿着内務府的公事和洋商的合同，想找到一個肯墊款的人，交款取貨，然後再跟内務府去打交道。

    如果沒有确切的結果，不能先撥幾萬銀子出來，他打算私下賣掉這一批木料，溜之大吉。

     李光昭最大的本事，就是能把死的說成活的，而況有公文、有合同、還有停泊在新關的貨色，自更易于措詞，居然有個長蘆鹽商，願意借錢給他，不要利息，隻要将來内務府奏請獎勵時，為他加上一個名字。

    有此成議，李光昭有恃無恐，想好一套說法，從從容容地去見孫士達。

     “老兄太不成話了！”孫士達一見面便開了教訓，“既稱報效，何以欠了人家的貨價不給？趕快去了結！别丢人現眼了。

    ” “回大人的話，”李光昭不慌不忙地答道：“貨價我早已預備妥當，随時可付。

    隻是不能付！為什麼呢？因為木植的尺寸，與原議不符。

    欽命要件，不敢草率從事。

    我請大人照會美國領事，轉饬旗昌洋行，交出原訂的尺寸底單，一看就可以明白。

    ” “底單？”孫士達也是辦洋務的，知道與洋商貿易的規矩，想了想問：“底單彼此各執一份，你的呢？” “我的在這裡。

    ”李光昭從靴頁子裡取出一張紙，恭恭敬敬地雙手呈上。

     “是個抄件？” “是。

    ”李光昭答道：“原本是洋文，我特為譯了出來，大人看了，才會明白。

    ” “喔！”孫士達問道，“你會洋文？” “是！我能說能寫。

    ” 孫士達聽他這一說，倒不敢小觑他，點點頭作了個嘉許的表示。

     于是李光昭把握機會，要求孫士達跟美國領事提出交涉，說木料延誤已久，必須嚴饬洋商，限期照原訂底單的尺寸，趕運到京，以便解到圓明園應用。

     孫士達接受了他的要求，跟美國領事署交涉，要他們轉饬旗昌洋行交出底單。

    押運的洋商，不曾料到有此變故，自然不會把合同帶在身上，這一來便變成李光昭有理了。

    美國領事署仔細研究案情，發覺貿易的主體是在法國木商勃威利身上，旗昌洋行不會受多大的損失。

    既然如此，犯不着為法國的利益跟中國起交涉，因而采取了一個很明快的措施，一面叫洋商向法國領事署去申訴；一面通知孫士達，此案美方已經不管，歸法國領事處理。

     開是法國領事狄隆，照會天津海關道，說明案情，要求“設法拘留”李光昭，理由是怕他逃走。

    孫士達很幫李光昭的忙，不但拒絕法領事的要求，而且将李光昭所送的“底單”抄了一份，随着複照一起送達，希望“公平成交”。

     狄隆辦事，不象美國領事署那樣和平，立刻提出一件措詞強硬的照會，說是“此案本拟秉公會審，茲關道據李光昭一面之詞，胸有成見，隻可另行控辦。

    ”孫士達還在回護李光昭，據理辯駁，但總督衙門的洋務文案，知道了這件事，頗生憂慮，因為照狄隆的照會來看，是預備向總理衙門提出交涉。

    是非曲直，姑且不論，為了一個商人，萬把兩銀子貨款的地方事件，搞成兩國政府之間的糾紛，這辦的是什麼洋務？ 因此，總督衙門通知孫士達，不必打筆墨官司，約集法國領事會商，和平了結。

    孫士達遵照命令，帶着譯員與法國領事署的代表，面對面坐下來談判。

    無奈雙方各執一詞，一面說木料尺寸短小，一面說木料尺寸與合同所訂相符，但合同在福州，一時無從攤開在桌子上公評，就無論如何也談不出一個結果了。

     這些情形皇帝都還不知道。

    李鴻章雖對李光昭異常不滿，但其中關礙着“欽命”和内務府的人，能夠讓他付了價款，運木進京，是為上策，所以對孫士達回護李光昭，亦就聽他去辦，能将真相瞞得一天是一天。

    這樣到了七月初，終于不能再瞞了。

     不能瞞是出于兩個原因，一是李光昭的行徑，雖還未上達天聽，卻已成了宮廷以外的一件大新聞。

    由此又引起修園的奏谏，除了兩江總督李宗羲明請停園工，暗勸絕微行的一疏以外，南書房翰林李文田，還為此跟寶鋆起了言語沖突。

     李文田原來放了江西學政，三年任滿，本來要“告終養”，回廣東順德原籍侍奉老母，就因為京裡有大興土木之舉，特地入京複命，仍舊派在南書房行走。

    有一天遇見寶鋆，李文田責備他不能及時匡救，寶鋆從那方面來說，都是李文田的前輩，受此指責，臉上自然挂不住，便這樣答道：“你在南書房，亦可以講話。

    何必責備軍機？” “對！”李文田也頂了過去：“此來正是如此，無勞相勉！” 這樣不歡而散以後，李文田第二天就上了一道奏折，以彗星的“天災”，說到“人害”，對内務府以及近臣太監，有極嚴厲的攻擊，引《大學》中的話，“聚斂之臣，不如盜臣”，指“左右近習與夫内務府大小臣工，皆聚斂之臣而盜臣者也”；說“皇上以天下為家，今欲削皇上之家，以肥其家”；其“自為之計，于皇上何益？” 這樣引經據典寫下來，結論自然是歸于請停園工。

    皇帝看了，學明神宗的辦法，既不接納，亦不加罪，将原折丢開了事。

    李文田卻還師法古人“焚谏草”之義，有人問到，隻說“折底燒掉了”。

    但同在南書房的潘祖蔭是知道的，由他傳了出去，頗有人見賢思齊，預備跟着上折，犯顔直谏。

    京中的清議，李鴻章非常注意，知道了這種情形，認為拿李光昭一案掀出來，可為桴鼓之應，大家合力做一篇熱鬧文章，說不定能把皇帝和慈禧太後的興緻硬壓了下去。

     再有一個原因是，新任通永道英良請訓出京時，皇帝面谕，轉知李鴻章将李光昭所報效的木植，趕緊啟運進京。

    當初奉旨驗收，因為李光昭未付貨價，驗無從驗，收無從收，成為懸案，此時奉旨催促，如果再無一個了結，如何說得過去？ 因此，李鴻章便囑咐文案，辦了一個相當詳細的奏折，将李光昭與洋商的糾紛，及與美、法領事署交涉的經過，撮要叙明，加上這麼一段議論：“李光昭在内務府呈稱，購運洋木報效值銀三十萬兩，木價即浮開太多，銀兩亦分毫未付，所謂報效者何在？” ※※※ 就這麼一句一針見血的指責，惹得皇帝震怒，召見春佑開缺以後，已升為内務府大臣的原任堂郎中貴寶，拍案痛斥。

    同時下了兩道上谕，一道谕内閣，是“明發上谕”，說李光昭“膽大妄為，欺罔朝廷，不法已極，着先行革職，交李鴻章嚴行審究，照例懲辦。

    所有李光昭報效木植之案，着即注銷。

    ” 另外一道谕軍機大臣的，是轉發李鴻章的“廷寄”，因為原奏中說李光昭“在外招搖，出言不慎”，雖是輕描淡寫的話，卻看得出來大有文章，拿什麼人來“招搖”？可能是皇帝和皇太後，這于朝廷體面，更有關系，因而以近乎頒發密旨的手續，“着李鴻章确切根究，按律嚴辦，不得稍涉輕縱。

    ” 但就是前一道“明發上谕”，已經贻笑大方，隻是議論不一，有的說，皇帝到底少不更事，似此破綻百出，形同兒戲的“報效”，居然亦會相信。

    于是已因微服私行，涉足平康而受傷害的“天威”，益發大損。

    有的則責備軍機大臣，象這樣的案子，竟任令其演變至今，幾乎引起涉外糾紛，不知衮衮諸公，所司何事？當然，這些譏評，都是出以異常沉痛的心情，認為長此以往，十幾年艱難力戰，費了多少民脂民膏所換來的平洪楊、平撚、平回亂三大武功，都要毀在當今皇帝手裡了。

     于是醇王第一個忍不住，先征詢他那一班的禦前大臣的意見。

    禦前大臣一共五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