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個結果了。
這些情形皇帝都還不知道。
李鴻章雖對李光昭異常不滿，但其中關礙着“欽命”和内務府的人，能夠讓他付了價款，運木進京，是為上策，所以對孫士達回護李光昭，亦就聽他去辦，能将真相瞞得一天是一天。
這樣到了七月初，終于不能再瞞了。
不能瞞是出于兩個原因，一是李光昭的行徑，雖還未上達天聽，卻已成了宮廷以外的一件大新聞。
由此又引起修園的奏谏，除了兩江總督李宗羲明請停園工，暗勸絕微行的一疏以外，南書房翰林李文田，還為此跟寶鋆起了言語沖突。
李文田原來放了江西學政，三年任滿，本來要“告終養”，回廣東順德原籍侍奉老母，就因為京裡有大興土木之舉，特地入京複命，仍舊派在南書房行走。
有一天遇見寶鋆，李文田責備他不能及時匡救，寶鋆從那方面來說，都是李文田的前輩，受此指責，臉上自然挂不住，便這樣答道：“你在南書房，亦可以講話。
何必責備軍機？”
“對！”李文田也頂了過去：“此來正是如此，無勞相勉！”
這樣不歡而散以後，李文田第二天就上了一道奏折，以彗星的“天災”，說到“人害”，對内務府以及近臣太監，有極嚴厲的攻擊，引《大學》中的話，“聚斂之臣，不如盜臣”，指“左右近習與夫内務府大小臣工，皆聚斂之臣而盜臣者也”；說“皇上以天下為家，今欲削皇上之家，以肥其家”；其“自為之計，于皇上何益？”
這樣引經據典寫下來，結論自然是歸于請停園工。
皇帝看了，學明神宗的辦法，既不接納，亦不加罪，将原折丢開了事。
李文田卻還師法古人“焚谏草”之義，有人問到，隻說“折底燒掉了”。
但同在南書房的潘祖蔭是知道的，由他傳了出去，頗有人見賢思齊，預備跟着上折，犯顔直谏。
京中的清議，李鴻章非常注意，知道了這種情形，認為拿李光昭一案掀出來，可為桴鼓之應，大家合力做一篇熱鬧文章，說不定能把皇帝和慈禧太後的興緻硬壓了下去。
再有一個原因是，新任通永道英良請訓出京時，皇帝面谕，轉知李鴻章将李光昭所報效的木植，趕緊啟運進京。
當初奉旨驗收，因為李光昭未付貨價，驗無從驗，收無從收，成為懸案，此時奉旨催促，如果再無一個了結，如何說得過去？
因此，李鴻章便囑咐文案，辦了一個相當詳細的奏折，将李光昭與洋商的糾紛，及與美、法領事署交涉的經過，撮要叙明，加上這麼一段議論：“李光昭在内務府呈稱，購運洋木報效值銀三十萬兩，木價即浮開太多，銀兩亦分毫未付，所謂報效者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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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麼一句一針見血的指責，惹得皇帝震怒，召見春佑開缺以後，已升為内務府大臣的原任堂郎中貴寶，拍案痛斥。
同時下了兩道上谕，一道谕内閣，是“明發上谕”，說李光昭“膽大妄為，欺罔朝廷，不法已極，着先行革職，交李鴻章嚴行審究，照例懲辦。
所有李光昭報效木植之案，着即注銷。
”
另外一道谕軍機大臣的，是轉發李鴻章的“廷寄”，因為原奏中說李光昭“在外招搖，出言不慎”，雖是輕描淡寫的話，卻看得出來大有文章，拿什麼人來“招搖”？可能是皇帝和皇太後，這于朝廷體面，更有關系，因而以近乎頒發密旨的手續，“着李鴻章确切根究，按律嚴辦，不得稍涉輕縱。
”
但就是前一道“明發上谕”，已經贻笑大方，隻是議論不一，有的說，皇帝到底少不更事，似此破綻百出，形同兒戲的“報效”，居然亦會相信。
于是已因微服私行，涉足平康而受傷害的“天威”，益發大損。
有的則責備軍機大臣，象這樣的案子，竟任令其演變至今，幾乎引起涉外糾紛，不知衮衮諸公，所司何事？當然，這些譏評，都是出以異常沉痛的心情，認為長此以往，十幾年艱難力戰，費了多少民脂民膏所換來的平洪楊、平撚、平回亂三大武功，都要毀在當今皇帝手裡了。
于是醇王第一個忍不住，先征詢他那一班的禦前大臣的意見。
禦前大臣一共五個，都是頂兒尖兒的親貴重臣，帶班的是惇王，接下來的是醇王、伯彥讷谟诂、景壽和郡王銜的貝勒奕劻。
“五哥，”醇王激動地說：“咱們可不能不說話了。
照這樣子，咱們将來都是大清朝的罪人！”
“難！”惇王大搖頭道，“說得輕了，不管用；說得重了，又怕皇上挂不住。
”
“良藥苦口利于病，非重不可！”醇王向伯彥讷谟诂和景壽問：“你們倆怎麼說？”
這兩個人的性情不同，一個沉默寡言，向來喜怒不形于顔色，一個有不耐久坐的毛病，不斷繞屋徘徊，一靜一動，大異其趣，而此時卻是不愛說話的六額驸景壽開了口。
“咱們得跟六爺談一談吧？”他說，“最好再連師傅們一起列名，就更有力量了。
”
“對！”惇王表示贊成，“這就好比一家人家，小主人不學好，先不必驚動外人，自己家裡管事的、帳房、教書匠先合起來勸一勸，主人一看他左右的人，全在這兒了，不能不給一個面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