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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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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修黃贻楫的一副挽聯,對張佩綸說: “上聯使事精确,下聯亦頗能道出柳堂的為人。

    ” 這一聯的句子是:“天意憫孤忠,三月長安忽飛雪;臣心完夙願,五更蕭寺尚吟詩。

    ”在三月下旬,一天午後,京城裡忽然烈日下飄雪,雖然片時即止,但親眼目見的人很多,相詫以為必有奇冤,如傳奇中《斬窦娥》的故事。

    不久就傳出吳可讀屍谏的消息,方知不是奇冤,而是奇節。

    眼前之事,卻隻有黃贻楫提到,便覺可貴。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張佩綸忽然說道:“骙庵,來,來!有件事,趁今天大家都在這裡,拿它商量定局吧!” 于是在客座中找到張之洞、寶廷、黃體芳、鄧承修、何金壽、吳大澂、盛昱等人,商量仿明朝楊繼盛的例子,以宅為祠,将吳可讀在南橫街的住宅買下來,改建為祠堂。

     “這是理所當然。

    ”張之洞首先就起勁,“不獨南橫街,薊州是柳堂盡節之地,亦應該設法建祠。

    ” “建祠容易,上谕已有‘孤忠可憫’的字樣,出奏必能邀準。

    如今隻須籌劃建祠的經費好了。

    我看……。

    ” “我看,”鄧承修搶着吳大澂的話說,“不必麻煩那班大老,我們自己設法湊吧!” “對!”陳寶琛附和,“自己設法湊一湊,衆擎易舉,趁此刻就動手。

    ” “那得寫個小啟。

    ”張之洞躍躍欲試地,“須得如椽巨筆。

    ” “那裡還有巨筆?”鄧承修笑道,“香濤,就是你即席大筆一揮吧!” “論下筆神速,自然是幼樵。

    不過将來吳祠落成,還有奉煩之處。

    此刻就我來效勞吧!” 于是張之洞找了處僻靜的地方,埋頭構思,仿六朝小品,寫成一篇緣起,當時便買了本“緣簿”,寫上緣起,即席捐募。

     “開緣簿”的第一個,須是名位相當,最好請一位“中堂”,但也有人認為官氣不必太濃。

    正好李鴻藻來吊,他是清流的領袖,并請他登高一呼。

     李鴻藻先不作聲,等把大家的意思都弄明白了,他才提出他的看法:“此事須有個算計。

    柳堂的千秋大事,自然要緊,不過遺屬的生計亦不能不顧。

    不知道奠儀收得怎麼樣?” “收了有三千餘金。

    ”陳寶琛答道:“恭、醇兩邸,都是二百兩。

    ” 李鴻藻點點頭,表示安慰,“建祠之事,不豐不儉,宜乎酌中。

    人之慕義,誰不如我,所以捐募不該挑人,不能說誰的捐款要,誰的捐款就不要!這種義舉,要量力而行,主其事者,應該體諒他人。

    柳堂為人誠笃,跟他交誼相厚的甚多,論情,自然越多盡心力越好,但是論事實,隻怕力有未逮的居多,要先勸在前面,不必勉強,反令泉下有知的受者不安。

    ” 這話就是指眼前的一班清流而言的,除卻盛昱是天潢貴胄,張之洞一任四川學政,頗有所獲以外,其餘為了維持名翰林的排場,文酒之宴,捉襟見肘的居多,所以聽了他的話,口雖不言,心中無不感動,覺得他真能知人甘苦。

     “至于我,當然力贊其成,不過我是在籍守制的人,未便領頭發起。

    這開簿面的人,還得另外斟酌。

    ” “那麼,老師的意思呢?”張佩綸問。

     “我看,寶中堂最合适。

    ” 寶鋆是大學士,又管着吏部,是吳可讀的堂官,請他來率先倡導,确是最适當的人選。

    同時,李鴻藻又主張由盛昱跟寶鋆去接頭這件事,這也是很妥帖的安排。

    在座的人,無不心服,覺得他到底不愧老成謀國的宰輔,就是料理這樣一件小事,亦是情理周至,有條不紊。

     于是深談細節,有了成議,将吳可讀的長子吳之桓找了來,細告究竟。

    當初吳可讀怕建言獲咎,罪及妻孥,所以付子的遺書,一再叮囑“速速起程出京,速速起程回家”,以下又連寫了六個“速”字,如見張獻忠的“七殺碑”,令人觸目驚心。

    誰知女主當陽,亦複有道,不但未曾獲罪,而且得蒙賜恤。

    這天看到吊喪的盛況,奠儀的豐厚,已是感激涕零,如今聽說還要為老父立祠,留名千古,越發激動不已,趴下地來,“砰、砰”磕着響頭,接着涕泗滂沱,号啕不止。

     就在吳可讀神主入祠,舉行祭典的那天,賀壽慈卻以七十高齡,而不得不冒着溽暑,舉家出京。

     這次是寶廷的一個奏折化作了“逐客令”。

    六月初七,上谕以賀壽慈補為左副都禦史——降三級調用的處署,寶廷立即上奏折抗争,筆鋒初起,便挾風雷:“夫朝廷用人,每日‘自有權衡’,權取其公,衡取其平,不公不平,何權衡之有?” 接下來便攻擊恭王以次的軍機大臣。

     用人之柄,操之于上,何以見得賀壽慈的複用,出于軍機?寶廷指出一個證據,賀壽慈回奏不實是“欺罔”,“恭演龍楯車順道閱書”是“大不敬”,而交部議處的谕旨,軍機含渾其詞,斥之為“殊屬非是”,這就是有心開脫。

    吏部所拟的處分并不錯,錯在軍機“徇庇”。

    倘無此心,則李春山一案定谳,聲明賀壽慈的處分請旨定奪時,軍機應該“乞特旨嚴譴”,而竟免置議,這不是包庇是什麼? 一段振振有詞,近乎誅心的議論,寫到這裡,寶廷反跌一筆,說是“當降調時,人言啧啧,頗有謂賀壽慈恃有奧援,不久必複起,而奴才深維樞臣之意,或以賀壽慈身為大臣,不欲繩以重律,使之以微罪行,自必密奏宮廷,永不叙用。

    讵意谪官甫及三月,遽邀恩簡。

    ”因此,他不免懷疑,難道賀壽慈的一降一用,事出偶然,“朝廷亦無成心”?這句話看似平淡,其實問得很厲害,如果大臣進退,隻照一般官吏的照例遷轉,根本無所措意,則所謂“權衡”者何在? 于是他又進一步推論:“即使果出聖意,官闱深遠,或于賀壽慈之人品、心術,未盡周知,樞臣則斷無不知之理,胡弗谏阻,是誠何心?”接下來,筆鋒掃向賀壽慈,寶廷給了他八個字的考語:“即非卑佞,亦頗衰庸”,這樣的人“排衆議而用之”,實不知于國家有何好處?而況“副都禦史,職司風憲”,以一個“欺罔不敬”的人,置于這個職位上,何足以資表率?賀壽慈以前當過左都禦史,未聽說他有所整頓,于今重回柏台,不知道他内心亦有疚歉否?言官中“矜名節,尚骨鲠”的人很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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