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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署拟了個稿子在這裡，請各位看看！”
總理衙門的建議是，另派使臣，改議條約。
這也是正辦，大家都無話說，隻是奉旨參與會議的張之洞是例外，他說另派使臣，有辱國體，不妨叫駐俄參贊，署理公使的邵友濂，先探一探俄國的意向，再作道理。
“電信往來，大費周折，也怕電信中說不清楚。
”恭王從容說道：“事不宜緩，就是另派使臣，到俄國京城，也得兩三個月的工夫，不知開議何日。
我看，就這樣辦吧？”
張之洞雖有許多議論要發，無奈孤掌難鳴，而且也不願過于跟恭王抗争，終于在奏稿上署了名。
無形中等于代表清流，贊成和平了結。
總理衙門的會議一散，随即在恭王府又有另一個會議，商量另派使臣的人選。
這又是一個難題，要将崇厚已畫了押的條約推翻，改立新約，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清議如此憤慨激烈，誰也不肯擔此辱國的罪過。
而況俄國在萬裡以外，苦寒之地，又值隆冬，這趟辛苦，也不是常人所能忍受的，因而在現在夠資格持節奉使的官員中，一個一個地數，怎麼樣也找不出适當的人選。
本想起用郭嵩焘，以他對洋務的熟悉，應是唯一夠格的人，但郭嵩焘奉命出使英國，由于副使劉錫鴻的事事掣肘，不得不告病辭官。
回到湖南家鄉，又飽受譏辱，罵他媚外，罵他忘本，因而異常灰心，決不肯再來蹚這遭渾水，還是趁早不作此想，免得白白耽誤工夫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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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還是沈桂芬想到一個人，就是郭嵩焘的後任，光緒四年出使英國的曾紀澤。
“到底找對了！”寶鋆如釋重負，長長地舒了口氣，“這是獨一無二的人！才具、年紀、身分，還有他老太爺的餘蔭，足可勾當此事。
”
曾紀澤對洋務的了解，不下于郭嵩焘，年紀也還輕，萬裡奔波，力所勝任，本人是襲封的一等毅勇侯，足以見重于俄國君臣，交涉比較容易着手。
最好的就是所謂“他老太爺的餘蔭”，曾國藩勳業彪炳，門生故吏滿天下，看這份上，将來交涉即令有不如人意之處，大家也不好意思苛責。
曾紀澤能夠不挨罵，那麼總理衙門十大臣，連帶也就可以少受責備了。
“好！”恭王也點頭，而且有更進一步的看法：“曾家受恩深重，曾劼剛勳臣之後，與國同休戚，想來他明知艱巨，也說不出推诿的話。
就照此回奏，上頭沒有不準的道理。
”
“崇地山的罪名如何？”寶鋆又說：“各國公使一起抗議，這情形也得讓上頭知道才好！”
“不好！”恭王很率直地駁他，“‘西邊’最讨厭聽這些話，以為洋人處處挾制，如果不問到，不必多說。
”
“是！”沈桂芬看了寶鋆一眼，“崇地山少不得先受點委屈，他不受委屈，大事不能了，大事一了，他也不會有什麼大禍。
”
寶鋆細想一想果然。
倘或大局決裂，崇厚當然要掉腦袋，不然就有點師出無名了。
若是曾紀澤到了俄國，能把交涉辦了下來，則依萬國公法，沒有殺崇厚的道理。
而且将來轉圜的辦法多得很，譬如授意曾紀澤，假托俄國人的要求，開釋崇厚，表示議和的誠意，就是很好的一種做法。
“我已經托徐頌閣跟潘伯寅緻意了，”沈桂芬說，“刑部預備複奏，請王大臣會議定罪，這又可以緩一口氣。
”
徐頌閣就是徐郙，江蘇嘉定人，同治元年的狀元，現在當詹事府正詹，在南書房行走。
沈桂芬用翁同和疏通李鴻藻，以徐郙聯絡同在南書房的潘祖蔭，是南派“連衡”、“合縱”的妙用。
這個年當然過得不輕松，但同樣沉重的心境中，畢竟還有區别。
一種是沉重得幾乎承擔不住，隻想卸除負荷，好好喘息一會；一種是沉重得精神抖擻，整頓全神要把一副千斤擔子挑起來，這就是沈桂芬與李鴻藻，也是南派與北派大概的區别。
年初三，慈禧太後就跟軍機見面。
清朝以勤政為家法，大年初一辦理政務，不足為奇，但總是虛應故事，不甚費心的事居多。
這一天不然，從辰初見面，足足談了兩個鐘頭方始結束。
接着，便連發了好幾道上谕，最重要的是派曾紀澤充任出使俄國欽差大臣。
這一次崇厚奉命使俄，所議的條約章程，不合朝廷的原意，由曾紀澤将“應辦事件再行商辦”，宗旨是“期妥協、重邦交”。
另一道重要的谕旨，當然是關于崇厚的。
他的罪名經過再三斟酌，定了四個字：“違訓越權”。
違訓則可以作為拒絕批準的理由，越權則表示崇厚所“畫押”的條約，隻是他個人的私意。
定這樣四個字的罪名，一方面是便于應付國際交涉，另一方面也是救崇厚。
因為他的罪名本來應該是“喪權辱國”，如果是“乾隆爺”的年代，不待崇厚到京，半路上就會遇到欽差，出诏旨立斬。
然而“西佛爺”的權威，也很可觀了。
正月初三奉明發上谕，根據刑部的奏請，将崇厚的罪名交由親王、大臣會議，就沒有一個人敢為崇厚申辯。
複奏說他“違訓越權，情節重大”，于是，慈禧太後進一步降旨，交由九卿以上的大臣，直到親郡王一起會議定罪。
正月初八，李鴻藻朝珠補褂，天不亮進宮遞喪服已滿，請安報到的奏折。
當時召見，慈禧太後面許：“李鴻藻仍在軍機大臣上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
朝旨一降，賀客盈門。
張之洞是早已就有“先知”的，一早趕到李鴻藻家，等到了好消息，義不容辭地為李鴻藻分勞，興高采烈地替他家接待賓客。
賓客中最為人注目的，自然是沈桂芬。
他的氣量雖狹，然而城府極深，到李家緻賀時，神态極其從容，并且不是道個賀，做到了應酬的禮節，随即告辭，而是閑逸地坐下來，與熟人閑聊，做足了與李鴻藻交情很厚，而且熟不拘禮的樣子。
他本籍吳江，寄籍宛平，亦算是順天和直隸的同鄉，所以張之洞與李鴻藻商議，利用山西赈災的餘款，建立“畿輔先賢祠”，他亦是贊助人之一，這時候便正好談這件事。
“先賢祠去年七月落成，今年是第一個年，”沈桂芬看着張之洞說：“香濤，該有一番舉動吧？”
“春秋二季緻祭是常禮。
今年第一個年，自當别論。
”
于是彼此商定，正月裡舉行一次祭典。
張之洞跟沈桂芬談“畿輔先賢祠”，談得十分投機，可是議論時向，就格格不入了。
當時，崇厚失職，薦主不能無咎，這些追究責任上的話，張之洞是不會提到的，他所談的是邊防，如何起用宿将、如何購置新式槍械、如何擇要防守，口講指劃，旁若無人。
而在舉座側目之中，獨有沈桂芬不斷搖頭，間或夾以無聲的冷笑，那種輕視的神态，對興高采烈的張之洞來說，仿佛兜頭一盆冷水。
“事非經過不知難。
”等張之洞的話告一段落時，沈桂芬接口說道：“局外人的高論，可以揀有理的說，自然動聽，局中人不尚空談，要講實際。
香濤，有一天你執了政，記着我今天的話。
”說着，随即起身，神色不動地拱拱手：“失陪了。
”
這個軟釘子，碰得張之洞臉上青一陣、紅一陣，心裡好不是滋味。
過後思量，越想越不服氣，沈桂芬總當清流論政，無非書生之見，紙上談兵，倒偏要做個樣子他看看。
于是他想到了一個人：吳大澂。
吳大澂從陝甘學政任滿回京，不久因為山西、河南、陝西大旱，奉旨會辦赈務，躬曆災區，不避辛勞，救的人很不少。
陝甘總督左宗棠、直隸總督李鴻章、山西巡撫曾國荃，都在奏折中說他的好話。
慈禧太後決定将他外放，翰林出任地方官，不是知府，就是道員，吳大澂放的是河南河北道，駐河南武陟，照例兼管河務水利。
這個缺分很苦，但東有開封、西有洛陽，南岸就是荥陽、汜水，正是中原古戰場之地。
吳大澂雖是蘇州人，卻深慕他的鄉先賢，明朝的韓雍。
他平時喜歡談兵，經常與親兵在一起練洋槍打靶，頗有“準頭”，沾沾自喜，所以到了這個地方，斜陽影裡憑吊古迹，策馬高崗，攬辔便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他又跟潘祖蔭同好，而河南出土的周秦古器甚多，打靶之暇，摩抄碑版金石，頗得意于他自己的那副儒将派頭，因而一時也不想求什麼升遷。
對俄的糾紛一起，象他這樣的人，自然不會沉默，他跟張之洞意氣相投，平時常有書信往來，這時候自是洋洋灑灑，大談籌邊之計。
其時由于左侯在西陲的武功所激發，做學問正流行研究西北地理，吳大澂的同鄉，也是他同治七年戊辰這一科的狀元洪鈞，就是專門搞這一套的。
吳大澂亦頗有所知，因而論到西北、東北的山川形勢，頭頭是道。
張之洞靈機一動，認為吳大澂應可以有一番作為。
他是想到就做的脾氣，當時便檢出吳大澂最近寫來的兩通長函，送給李鴻藻去看，要求李鴻藻保薦吳大澂帶兵籌邊。
慈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