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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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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倆不也是嗎?” “我沒有主意。

    ”慈安太後又說:“不過,即便打仗,總得要有點兒把握才行。

    就算有人,就算人心齊了,也得要有錢,北洋買兩條鐵甲船,就得二百萬銀子,怎麼得了?” 提到錢上面,慈禧太後便有一種說不出的困惑,談海防、談邊防,動辄上千萬銀子的事,她也總是聽從軍機的調度,說給多少就是多少。

    但是,平日說得天花亂墜,一旦有事,又總是困難重重。

    錢都花得那裡去了呢?左宗棠西征,一年六七百萬銀子的軍饷,到底也還落個“擡棺木拚老命”的報答,此外就算不清那盤帳了。

     她在想,古語說的是“天子富有四海”,而太後則是“以天下養”。

    當初修園,大小臣工,無不力谏,說話在道理上,不能不聽,其實全不是那回事!要花大家花,要揮霍大家揮霍,無論如何以垂簾的太後來說,總該與衆不同,“與其别人來花,不如我自己來花!”她這樣在想,然而她也還是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對? 為了兩件大事,或者說隻是一件大事:是和是戰?慈安太後終于知難而退,不能不請慈禧太後來跟“六爺”及軍機大臣當面商議。

     第一件事是為了崇厚定死罪一案,說話的人越來越多,李鴻章、劉坤一這一北一南,疆吏領袖的兩總督,固然早有建議,宜乎赦減,現在則連曾紀澤亦隐然表示,赦免崇厚的罪名,為對俄國有和平了結的誠意的起碼表示。

    同時據李鴻章奏報,英國公使威妥瑪及法國新任公使寶海,亦都要求,唯有赦崇厚的罪,方有和平了結的可能。

     如果不願和平了結,自然是不惜一戰,但真如慈安太後所說的:打仗要人要錢。

    要人還可以仔細搜羅,要錢則非各省盡力不可。

    但是河南巡撫塗宗瀛和江蘇巡撫吳元炳,都上奏表明,又要京饷,又要協饷,又要籌撥海防經費,實在是勢難兼顧。

    由此可見,都是跟李鴻章一鼻孔出氣。

    朝廷如果一定要開仗,連江蘇這樣富庶的地方,都無法額外解款,那麼一旦決裂,後援不繼,豈非自速其敗? 和既不甘,戰則難敵。

    慈禧太後應慈安太後要求,扶病出臨,接見軍機,要徹底定一和戰大計。

     國事棘手,竟至慈禧太後扶病臨朝,恭王首先就表示臣職有虧,慚愧惶恐,無地自容。

    接着便根據各方的報告,以及報紙的記載,分析俄國的動向,一面增兵守伊犁納林河,一面派出兵艦巡弋吉林沿海一帶。

    陸路猶可一戰,海防空虛,萬難抵擋,因此,目前總須設法促成和局。

     “海防籌辦了不至一兩年!”慈禧太後問道,“當初是怎麼定的議?你們自己說吧!” 海防之議,定于光緒元年四月,以兩江總督沈葆桢、直隸總督李鴻章,分别督辦南北洋海防事宜。

    由總理衙門與戶部會商奏定,年撥“海防專款”四百萬銀子,由粵海關洋稅四成,江海關洋稅兩成,以及稅源最靠得住的江浙兩省厘金中撥出。

    恭王奏明了當初原議的辦法,便又陳述這五六年來籌辦的情形。

     “海防專款雖說每年有四百萬銀子,收解并不足額。

    西征的軍費每年六七百萬,借洋債支應,由粵、江兩海關的洋稅作擔保,按年撥還。

    江浙兩省的厘金,有時移作别項緊要之用,亦都奏準在案。

    所以,海防專款撥給兩洋的,每年每處不過數十萬銀子,購辦炮船,派遣留洋學生等等,都在這筆專款之内,陸續開支。

    ”恭王停了一下又說:“即使款項有着,購辦鐵甲兵船,操練純熟,亦非好幾年的工夫不可。

    北洋為京畿門戶,比南洋更重,有李鴻章在那裡主持,部署比較周密,南洋則重在制造、訓練,防務較為空虛。

    臣等不是敢推诿,實在是這幾年專心經營西北,海防尚難兼顧。

    自兩位皇太後垂簾以來,十幾年間削平發匪、撚子、回亂,元氣大傷,國力未充,于今不得不委屈一時,力圖振興。

    ” “‘委屈一時’自無不可,隻怕‘力圖振奮’四個字,又是空話!” 慈禧太後的聲音雖然平靜,但語氣中的責備甚嚴,恭王大感局促,唯有低頭垂手,表示惶恐。

     “唉!”慈禧太後歎口氣,由于精神不濟,無力辯駁,想了好一會,這樣交代:“崇厚的罪名,是大家公拟的,不能由我們姊妹赦減。

    雖說權操自上,也不能不顧公意。

    ”說到這裡,因為氣喘,不能不停下來。

     “是!”恭王已了解慈禧太後的意思,料知還得費一番周章,不如自己見機,所以接着便說:“臣請旨,議減崇厚的罪名,仍交王大臣六部九卿會議複奏。

    ” “醇親王也該參與。

    ”慈禧太後又說,“張之洞很明白事理,也叫他到會。

    ” “是。

    ”恭王加上一句:“到會以備咨商。

    ” 這是特意确定張之洞在會中的身分,不是參加會議,隻備顧問。

    慈禧太後點點頭,認可了恭王的意見。

     于是隔了兩天内閣會議,由大學士全慶主持,事先備好一個折稿,派人朗聲宣讀,是拿外間的議論作為減罪的理由,完全是針對着俄國及各國公使做文章,說“近聞外間議論,頗以中國将崇厚問罪,有關俄國顔面,此則大非朝廷本意。

    ” 接着便聲明與俄國和好多年,不失友誼。

    崇厚的錯處是不将中國必不可行之事,向俄國詳細說明。

    現在以中國之法,治崇厚之罪,本與俄國不相幹,但恐遠道傳聞失實,引起誤會,所以法外施恩,免除崇厚死罪,由曾紀澤知照俄國。

    這就是中國對俄國和好的證據。

     此外,醇王又單獨上一奏折,也主張崇厚暫免死罪,仍予監禁,等到條約議妥,再行加恩。

    他的意思是:你們俄國人當崇厚是朋友,幫他說話,果真如此,則要救崇厚的命,就該和平訂約。

    否則,崇厚仍難免一死,你們就是不夠朋友! 兩個折子到了慈禧太後那裡,唯有依從。

    兩折合而為一,頒發了一道上谕,崇厚到秋決的時候,就可以不死了。

     ※※※ 這是慈禧太後深感拂逆的一件事,自于病體不宜,加上恭王福晉病殁,妯娌之情,固增傷感,而将人比己,深怕自己也一病不起。

    就由于這些憂傷莫釋,于是略見好轉的病症,突然反複,不能下床了。

     禦醫李德立請脈,開出來的脈案是:“氣血兩虧,心脾未複,營分不調,腰腿時熱,早晚痰帶血絲,食少氣短。

    ”近支親貴在内奏事處看了方子,無不憂心忡忡,當天都遣福晉進宮視疾。

     “養病,養病,總要靜養!”慈禧太後對坐在病榻前面的慈安太後說:“這個亂糟糟的局面,教我怎麼靜得下心來?” 慈安太後拙于言詞,不知如何勸慰,隻着急地說:“總得想個辦法才好。

    我看李德立不行!” 正好寶廷有個奏折,建議降旨各省,博訪名醫,舉薦來京。

    先怕這一來風聲太大,引起外間猜疑,影響局勢,此刻實在顧不得了。

    慈安太後征得了慈禧太後的同意,發了一道五百裡加緊的廷寄,密谕各省督撫: “谕軍機大臣等:現在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後聖躬欠安,已逾數月。

    疊經太醫院,進方調理,尚未大安。

    外省講求岐黃,脈理精細者,諒不乏人,着該府尹督撫等,詳細延訪,如有真知其人醫理可靠者,無論官紳士民,即派員伴送來京,由内務大臣,率同太醫院堂官詳加察看,奏明請旨。

     其江蘇等省咨送乏人,即乘坐輪船來京,以期迅速。

    ” 征醫的密旨一下,自然是近在京畿的李鴻章,首先奉诏,保薦前任山東濟東道薛福辰;接着是山西巡撫曾國荃,保薦現任山西陽曲縣知縣汪守正;江蘇巡撫吳元炳,保薦常州名醫馬文植。

    等湖廣總督李瀚章、湖北巡撫彭祖賢的複奏一到,保薦的亦是薛福辰。

     于是降旨立召。

    薛福辰在六月二十三,皇帝萬壽之前到京。

    因為谕旨中有“由内務府大臣、率同太醫院堂官詳加察看”的話,所以伴送人員直接将薛福辰領到内務府,由總管内務府大臣,慈禧太後同族的恩承接待。

     薛福辰是三品服色,上堂一看,四品服色的李德立高坐堂皇,心裡便很不是味道。

     恩承倒還客氣,口稱“撫屏先生”,為他們彼此引見。

    李德立“同行相妒”,薛福辰自覺委屈,兩人心裡都不是味道,但官場禮節自然要顧,所以都還含笑招呼。

     “撫屏先生是無錫世家。

    ”恩承對李德立說,“醫道高明,想來你總聽說過?” 李德立自然聽說過,早在十幾年前就知其名。

    薛福辰是薛福成的胞兄,鹹豐五年順天鄉試中的舉人,名次很高,差一點就是解元,但第二年春闱極不得意,竟緻榜上無名。

     那時東南血戰方酣,回不得家鄉,他父親薛曉帆在湖南當州縣,道路艱難,一動不如一靜,便捐了個郎中,分發工部,一面等着補缺,一面等着下科會試。

    不久丁憂,而且禍不單行,薛福辰千裡奔喪之際,忽然得到消息,無錫淪陷,老母倉皇避難吉兇莫蔔。

    于是喪事粗了,又間關跋涉,在揚州府屬的寶應縣尋着了老母,安頓家事,重複進京,在工部候補。

     補缺甚難,因為捐官的花樣越來越多。

    為了籌措軍饷,想出各種名目來号召,往往今天是最優先的班次,到了明天就落後了,要保持優先,便又得加捐,捐官幾乎成了騙局。

    薛福辰沒有錢來加捐,就隻能跟李慈銘一樣,坐等補缺,每月分幾兩“印結銀子”,苦苦度日。

     日子雖苦,閑工夫卻多的是,薛福辰就在這時候開始涉獵醫書。

    他的秉性,用心極專,一事不當于心,窮思極研,廢寝忘食,非要将疑團剖解,看個明明白白不可。

    因此,五、六年下來,各家醫書,無不精讀,融會貫通,成了無師自通的名醫。

     看看補官無望,科場蹭蹬,薛福辰以世交而入湖廣總督李瀚章幕府。

    督撫每年總有幾次“保案”,加上一個名字,美言幾句,很容易地由郎中改為知府,分發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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