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倆不也是嗎？”
“我沒有主意。
”慈安太後又說：“不過，即便打仗，總得要有點兒把握才行。
就算有人，就算人心齊了，也得要有錢，北洋買兩條鐵甲船，就得二百萬銀子，怎麼得了？”
提到錢上面，慈禧太後便有一種說不出的困惑，談海防、談邊防，動辄上千萬銀子的事，她也總是聽從軍機的調度，說給多少就是多少。
但是，平日說得天花亂墜，一旦有事，又總是困難重重。
錢都花得那裡去了呢？左宗棠西征，一年六七百萬銀子的軍饷，到底也還落個“擡棺木拚老命”的報答，此外就算不清那盤帳了。
她在想，古語說的是“天子富有四海”，而太後則是“以天下養”。
當初修園，大小臣工，無不力谏，說話在道理上，不能不聽，其實全不是那回事！要花大家花，要揮霍大家揮霍，無論如何以垂簾的太後來說，總該與衆不同，“與其别人來花，不如我自己來花！”她這樣在想，然而她也還是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對？
為了兩件大事，或者說隻是一件大事：是和是戰？慈安太後終于知難而退，不能不請慈禧太後來跟“六爺”及軍機大臣當面商議。
第一件事是為了崇厚定死罪一案，說話的人越來越多，李鴻章、劉坤一這一北一南，疆吏領袖的兩總督，固然早有建議，宜乎赦減，現在則連曾紀澤亦隐然表示，赦免崇厚的罪名，為對俄國有和平了結的誠意的起碼表示。
同時據李鴻章奏報，英國公使威妥瑪及法國新任公使寶海，亦都要求，唯有赦崇厚的罪，方有和平了結的可能。
如果不願和平了結，自然是不惜一戰，但真如慈安太後所說的：打仗要人要錢。
要人還可以仔細搜羅，要錢則非各省盡力不可。
但是河南巡撫塗宗瀛和江蘇巡撫吳元炳，都上奏表明，又要京饷，又要協饷，又要籌撥海防經費，實在是勢難兼顧。
由此可見，都是跟李鴻章一鼻孔出氣。
朝廷如果一定要開仗，連江蘇這樣富庶的地方，都無法額外解款，那麼一旦決裂，後援不繼，豈非自速其敗？
和既不甘，戰則難敵。
慈禧太後應慈安太後要求，扶病出臨，接見軍機，要徹底定一和戰大計。
國事棘手，竟至慈禧太後扶病臨朝，恭王首先就表示臣職有虧，慚愧惶恐，無地自容。
接着便根據各方的報告，以及報紙的記載，分析俄國的動向，一面增兵守伊犁納林河，一面派出兵艦巡弋吉林沿海一帶。
陸路猶可一戰，海防空虛，萬難抵擋，因此，目前總須設法促成和局。
“海防籌辦了不至一兩年！”慈禧太後問道，“當初是怎麼定的議？你們自己說吧！”
海防之議，定于光緒元年四月，以兩江總督沈葆桢、直隸總督李鴻章，分别督辦南北洋海防事宜。
由總理衙門與戶部會商奏定，年撥“海防專款”四百萬銀子，由粵海關洋稅四成，江海關洋稅兩成，以及稅源最靠得住的江浙兩省厘金中撥出。
恭王奏明了當初原議的辦法，便又陳述這五六年來籌辦的情形。
“海防專款雖說每年有四百萬銀子，收解并不足額。
西征的軍費每年六七百萬，借洋債支應，由粵、江兩海關的洋稅作擔保，按年撥還。
江浙兩省的厘金，有時移作别項緊要之用，亦都奏準在案。
所以，海防專款撥給兩洋的，每年每處不過數十萬銀子，購辦炮船，派遣留洋學生等等，都在這筆專款之内，陸續開支。
”恭王停了一下又說：“即使款項有着，購辦鐵甲兵船，操練純熟，亦非好幾年的工夫不可。
北洋為京畿門戶，比南洋更重，有李鴻章在那裡主持，部署比較周密，南洋則重在制造、訓練，防務較為空虛。
臣等不是敢推诿，實在是這幾年專心經營西北，海防尚難兼顧。
自兩位皇太後垂簾以來，十幾年間削平發匪、撚子、回亂，元氣大傷，國力未充，于今不得不委屈一時，力圖振興。
”
“‘委屈一時’自無不可，隻怕‘力圖振奮’四個字，又是空話！”
慈禧太後的聲音雖然平靜，但語氣中的責備甚嚴，恭王大感局促，唯有低頭垂手，表示惶恐。
“唉！”慈禧太後歎口氣，由于精神不濟，無力辯駁，想了好一會，這樣交代：“崇厚的罪名，是大家公拟的，不能由我們姊妹赦減。
雖說權操自上，也不能不顧公意。
”說到這裡，因為氣喘，不能不停下來。
“是！”恭王已了解慈禧太後的意思，料知還得費一番周章，不如自己見機，所以接着便說：“臣請旨，議減崇厚的罪名，仍交王大臣六部九卿會議複奏。
”
“醇親王也該參與。
”慈禧太後又說，“張之洞很明白事理，也叫他到會。
”
“是。
”恭王加上一句：“到會以備咨商。
”
這是特意确定張之洞在會中的身分，不是參加會議，隻備顧問。
慈禧太後點點頭，認可了恭王的意見。
于是隔了兩天内閣會議，由大學士全慶主持，事先備好一個折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