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
這也許是真的覺得他高明，也許是因為慈禧太後對他嘉許之故，薛福辰無從明了，隻能謙虛一番。
談到方子，李德立說道：“上頭交代，姜椒必不可用。
不知道撫屏先生有何卓見？”
“自以培補元氣為主。
當務之急，則在健脾。
”薛福辰說，“今日初診，我亦不敢執持成見。
”
李德立不置可否，轉問莊守和、李德昌：“健脾之說，兩公看，怎麼樣？”
莊守和比較誠懇，點頭稱是，李德昌資格還淺，不敢有所議論。
于是健脾的宗旨算是定下來了。
““既然如此，以‘四君子湯’加半夏，如何？”
李德立這幾個月為慈禧太後下藥，一直以四君子湯為主。
薛福辰懂得他的用意，一則是要表示他用藥不誤，二則是半夏見功，則四君子湯連帶可以沾光。
好在這是一服很王道的藥，與培補元氣的治法，并不相悖，隻要略微改一下就行了。
于是他說：“很好，很好。
不過，人參還以暫時不用為宜。
”
于是開了白術、茯苓、炙甘草、半夏四味藥。
等送了上去，有太監來傳旨：賜飯一桌。
由恩承相陪，一面吃，一面談值班的辦法。
“内廷的章程，薛老爺怕還不盡明了。
”恩承說道，“聖躬不豫，除非是極輕極輕的病，不然就要在内廷值宿，随時聽傳請脈。
如今除了三位太醫以外，外省舉薦到京的還隻有薛老爺一位，如何輪值，請各位自己商量，暫時定個章程。
等各省的人都來了，再作道理。
薛福辰心想，就算兩個人一班，隔日輪值，用藥前後不符，如何得能收功？既已奉召，自然要殚精竭力，方不負舉主的盛意。
因而毫不遲疑地答道：“皇太後的病證不輕，為臣子者，豈敢偷閑？我日夜伺候就是了！”
“好！薛老爺，真有你的。
”恩承翹一翹大拇指，然後又問李德立：“三位如何？”
李德立酸味沖腦，脫口答道：“撫屏先生這樣子巴結，我們更不敢偷懶了！自然也是日夜侍候。
”
“那就這麼定規了。
吃完飯，我派人跟薛老爺回去取行李。
”
飯罷各散，李德立趕到禦藥房去監視煎藥，薛福辰出宮回客棧。
剛一坐定，恩承帶着内務府的筆帖式和兩名蘇拉，坐一輛大車趕到了。
相見禮畢，恩承将他拉到一邊，含着微笑，悄然說道：
“薛老爺，恭喜，恭喜！”
“喔！”薛福辰不知怎麼回答。
“一來是李中堂的面子，二來是李總管的照應，上頭很誇獎你，說你忠心！不過，”恩承放出極懇切的神色，“李中堂有信給我，我拿你當自己人，内廷當差，總以謙和為貴，也别太掃了李卓軒他們的面子。
”
這自是一番好意，但薛福辰稱謝之餘，不免懊惱。
自覺滿腹經綸，未見展布，如今以“方技”邀恩，已深感委屈，誰知還要再屈己從人，想想實在無趣。
過不了幾天，又有個薦舉來京的到了。
此人是山西巡撫曾國荃應诏所保，名叫汪守正，字子常，杭州人。
汪家以經營典業起家，号稱“汪百萬”。
在乾隆年間，汪氏“振绮堂”，與甯波範氏“天一閣”，為海内知名的浙西浙東兩大藏書家。
汪家最有名的一位人物叫汪遠孫，字小米，承乾嘉的流風餘韻，廣接賓客，喜歡刻書，他自己也有好幾種關于考訂古史的著作。
這個汪守正就是汪小米的胞侄，捐班知縣出身，分發河南，補了實缺，頗見才幹。
以後調到山西，為曾國荃所賞識，由簡縣虞鄉調補一等大縣平遙，接着又調陽曲，是太原府的首縣，也是山西全省的首縣。
當首縣的真正是做官，不會做的，苦不堪言。
明朝末年有個陽曲縣令叫宋權，常說：“前生不善，今生知縣；前生作惡，知縣附郭；惡貫滿盈，附郭省城”，縣官與上官同城，叫做附郭，附郭省城的首縣，等于督撫、将軍、監司的“帳房”兼“管家”，婚喪喜慶，送往迎來，都由首縣辦差。
伺候貴人的顔色，不是件容易的事，出力出錢之外，還要受氣，所以說“惡貫滿盈，附郭省城”。
但長袖善舞，會得做官的，當首縣卻是件極有興頭的事，因而又有首十字令：
“一曰紅；二曰圓融；三曰路路通；四曰認識古董；五曰不怕大虧空；六曰圍棋馬将中中；七曰梨園子弟勤供奉；八曰衣服整齊言語從容；九曰主恩憲德常稱頌；十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
”
汪守正便是十字俱備，外加醫理精通，是山西全省第一能員。
如今由曾國荃舉薦為慈禧太後看病，是飛黃騰達，千載一時的機會。
他早已盤算過，病看得好，一定升官，看不好，不如自己知趣辭官，反正回任是決不可能的了，所以奉召入京時，盡室而行，行李辎重，相當可觀。
到了京師崇文門，照例驗關征稅。
旁人聽說是山西來的“汪大老爺”，不免訝異，山西連年大旱，汪守正的宦囊何以如此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