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來，以為可以搪塞得過去，這不太拿人當傻小子了嗎？”
因為有此反感，他“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派一官兩役去傳周瑞清。
“這就不對了，上谕是‘聽候傳質’，質者對質，是跟崔潘二人對質，此刻怎麼可以傳我？”
“是跟王敬臣對質。
”派去的“七品小京官”說話也很厲害，“上谕并未明指跟崔、潘對質。
請吧，‘是福不是禍，是禍逃不過。
’”
周瑞清無奈，隻得乖乖地跟着走。
不過，周瑞清到底隻是解任，并非革職，所以刑部司官亦不敢過分難為他，邀到部裡，以禮相見，圍着一張圓桌相談，就算是“傳質”了。
問話的三個人，預先作過一番商議，不必問崔、潘賄托之事，就問了他也決不肯說，不如側面探詢他跟崔、潘的交情，或者蛛絲馬迹，有助于案情的了解。
這樣，問話的語氣恰如閑談交遊。
周瑞清字鑒湖，便稱他“鑒翁”，鑒翁長，鑒翁短，相當客氣，周瑞清亦就不能不據實相告。
他說他與潘英章一向熟識，跟崔尊彜在以前沒有見過面。
隻因他有個捐班知縣的侄子，分發雲南，跟崔尊彜一起在軍營裡當差，交情很好。
他的侄子在雲南因為水土不服而得病，全虧崔尊彜盡心照料，所以他亦很感激其人。
光緒元年開恩科，周瑞清放了江南的主考，取中的舉人中，有一個崔應科，是崔尊彜的堂弟，加上了這一層淵源，才通信認為世交，崔尊彜的信中，稱他為“世丈”的由來在此。
他亦承認，崔尊彜對這位“世丈”，常有接濟，但小軍機無不如此，逢年過節都有外官的饋贈，無足為奇。
“鑒翁，”沈家本問道，“有件事，不知有所聞否？聽說潘道由昆明進京的時候，就不打算再回雲南了，在雲南的産業都已處置淨盡，一家十三口靈柩，亦都盤回安徽。
”
“這倒不甚清楚。
”
“據安徽奏報，潘道至今未歸，他是六月底出京的，現在九月初，計算途程，早該回家。
不知道他逗留在那裡？”沈家本緊接着說：“鑒翁跟他至好，自然有書信往來，可能見告？”
周瑞清想了一下答道：“我沒有接到過他的信。
不過他一家十三口靈柩，都寄停在荊州，或者因為迂道湖北，耽誤了歸程，亦未可知。
”
這話就頗為可疑，話鋒中聽得出來，崔尊彜的行蹤，他是知道的。
不過，既然他不肯承認，亦就無可究诘，很禮貌地将他送了回去。
案子擱淺了。
整個關鍵在崔尊彜和潘英章身上，這兩個人不到案，就是将在逃的書辦抓到了，依然無用，因為沒有對證，便可抵賴。
就在這個時候，剛毅升了官，外放為廣東的一個好缺，潮嘉惠道。
潘祖蔭指派趙舒翹接手，主辦本案。
他手裡原有件王樹汶的案子，因為塗宗瀛調職，接任河南巡撫的李鶴年，聽信任恺的話，力主維持原谳，河南京官大嘩，言官紛紛上奏指摘，彈劾李鶴年包庇任恺，因而又指派河道總督梅啟照複審。
而梅啟照居然又跟當年楊乃武一案中的胡瑞瀾一樣，站在巡撫這一面。
所以趙舒翹建議堂官，由刑部提審，估計全案人犯解到，總在年底。
有此一段空閑的工夫，正好接辦本案。
閱過全卷以後，他提出一個看法，認為正本清源，先要就事論事，查核雲南報銷案中，那一項可以報銷，那一項不可以報銷？
潘祖蔭認為這話很有道理，并且引伸他的看法，确定了辦理此案的宗旨，将案内所有涉嫌人犯彙齊。
審訊對質，要問枉法不枉法，當以應銷不應銷為斷。
于是傳訊戶部及工部的承辦雲南報銷案的司官，各遞“親供”。
有的說：“軍需用款，均按照同治十二年前成案辦理”；有的說：“查照鹹豐年間例案核辦”；有的說：“遵照同治九年奏定章程核銷”，各人一個說法，各人一個根據，紛歧疊出而語焉不詳，刑部隻知道其中必有毛病，卻不知毛病何在？
這就隻有一個辦法了，奏請饬下戶部、工部堂官，指派幹練的司官秉公核算，一時帳簿紛繁，算盤滴答，刑部大堂，熱鬧非凡。
這一來，王文韶裝聾作啞就有裝不下去之勢了，因為說他受賄巨萬，他可以表示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所以越泰然便越顯得問心無愧。
但在他署理戶部尚書任内，已經核銷結束的案子，奉旨重新核算，便無異朝廷明白宣告：王文韶不可信任。
不但他自己如此想法，清流也在等候這樣一個時機。
自然又是張佩綸動手，等慈禧太後萬壽一過，便上了一個“請饬樞臣引嫌乞養，以肅政體而安聖心”的折子，将王文韶貶得一文不值，說他“即無穢迹，本亦常才，就令伴食中書，束身寡過，殆未能斡旋時局，宏濟艱難；今屢受彈章，望實虧損，度其志氣消沮，憤懑不平，内發歎咤之音，外為可憐之意，久居要地，竊恐非宜。
”
接着引用乾隆朝的一個大臣，也是杭州人的梁詩正的故事。
梁詩正物望不孚，高宗暗示他辭官，而梁詩正戀棧不去，于是高宗趁南巡經過杭州之便，命梁詩正在家侍養八十歲的老父，以為保全之計。
張佩綸認為這個故事，正适用于王文韶：“例載：親年八十以上，即有次丁終養者。
王文韶母年八十有三，終鮮兄弟，養親乃人生至樂，當此崦嵫漸迫，喜懼交萦，實亦報國日長，報親日短之際。
若聽其去官終養，該侍郎家在杭州，有湖山以滌塵氛，有田園以供甘旨。
”如其不然，就算王文韶“持祿保身，其子慶鈞，及其交遊仆從，狂恣輕揚，非王文韶所能約束，必令白首偏親，目見子孫不肖之事，憂危惶懼，損其餘年，殆非文韶所忍出也。
”
最後是在“以安聖心”這句話上做文章，說“皇太後聖躬雖臻康複，猶宜頤養舒勤，乃九月初一日因鄧承修劾王文韶，召見樞臣，二十二日因雲南報銷案，又召見樞臣，此兩日并無内外簡放員缺，亦無各省急遞章奏，當霜風漸厲之時，正幾暇養和之日，乃以文韶奉職無狀，至增宵旰憂勞。
該侍郎夙夜扪心，能無悚愧？”因而要求：将他的這個奏折，交下軍機處，“令王文韶善于自處。
”
慈禧太後便真的不作任何表示，将原折發了下去。
王文韶一看汗流浃背，識得張佩綸的嚴重警告，如果再不“善于自處”，他還有更厲害的手段，要參劾他的兒子王慶鈞以及門客仆從，仗勢恃強，所作的許多不法之事。
在他看，最惡毒的是，以為慈禧太後因為他的“奉職無狀”而“宵旰憂勞”，當此秋風多厲之際，亦不得安然怡養。
這一挑撥，如果忽視，則慈眷一衰，真的可能有不測之禍。
于是，當天他就上了個奏請開缺的折子。
慈禧太後胸有成竹，降旨慰留，預期着張佩綸必不罷休，要看他第二個折子，說些什麼？
張佩綸的第二個折子，對王文韶展開正面的攻擊，措詞運用，卻另有巧妙。
共是一折一片，折子上說他才具不勝，如果慈禧太後據以罷斥，則發抄原折，可以不提雲南報銷案的弊端，對王文韶還算是顧面子。
但要說服慈禧太後，則又非提雲南報銷案的弊端不可，因而加一個附片，指出雲南報銷案三可疑：
第一疑：“王文韶曾在雲南司派辦處行走，報銷之弊，當所稔知。
此案既緻人言，必有書吏在内，若于奉旨之日，即密饬司員将承辦書吏，羁管候傳，抑或押送刑部，豈不光明磊落，群疑盡釋？乃谳傳函牍屢傳，機事不密，任令遠揚，歸過司員，全無作色。
人或曰：文韶機警，何獨于書吏則不機警？”
第二疑：“雲南此案報銷，将歲支雜款，全行納入軍需，本非常科，即疆吏聲叙在先，亦宜奏駁，既已含混複準，經言者論劾，若戶部即請簡派大臣複核，則過出無心，猶可共諒。
乃至戶部堂官奏請複核，始與景廉面懇回避。
風聞銀數出入，散總不甚相符，且事先迅催兵工兩部，不及候複，率先奏結，尤為情弊顯然。
人或曰：文韶精密，何獨于報銷則不精密？”
第三疑：“崔尊彜、潘英章為此案罪魁禍首，既據商人供稱：彙款系為報銷。
狀證确鑿，該兩員即屬有玷官箴。
周瑞清已經解任，該兩員不先革職，亦當暫行開缺，乃疊降明谕，但曰：‘嚴催解送’。
他樞臣即未見及，王文韶若欲自明，何以默不一語？人或曰：文韶明白，何獨于該兩員處分則不明白？”
字裡行間的指責，慈禧太後當然看得出來，第二疑暫且不論，第一疑指王文韶故意放書辦逃走，意在消滅罪證。
第三疑是指王文韶包庇崔尊彜、潘英章。
衡情度理，确有可疑。
因此，持着這一折一片，慈禧太後開始認真考慮讓王文韶走路。
繼任人選，倒是早就想好了的，此刻還要考慮的是，張佩綸分析事理，精到細緻，不光是會罵人、會說大話。
然則該當如何重用？
思考未定，便隻有暫且擱置，于是王文韶第二次上折辭官，又蒙慰留。
但語氣跟前不同了，說“覽其所奏各情，本應俯如所請。
不過軍機處及總理各國事務辦事需人，王文韶尚稱熟悉，着仍遵前旨，于假滿後照常入直。
”
這“尚稱熟悉”四個字，是軍機章京看風頭所下的貶詞，經寶鋆和李鴻藻商量過，奏請裁可而見諸明發上谕的。
熟悉朝章故事的，一看王文韶落得這四個字的考語，就知道他非出軍機不可了。
王文韶自己卻有些拿不定主意，因為他的親族故舊，門客僚屬，平素出入門下的一班人，聚訟紛纭，意見甚多。
主張自己知趣，及早抽身的固多，認為反正面子已經丢完了，裡子不能不要也有，慈禧太後雖然精明，到底是婦人心慈，不見得會聽信張佩綸的話，罷斥樞臣。
再有一派認為要引退也得等些時候，張佩綸一上彈章，随即請辭，看來完全受他擺布，面子上未免太下不去。
王文韶對這個看法，頗有同感，還想看看再說，無奈壞消息不一而足。
先是江蘇巡撫衛榮光奏報，據崔尊彜的家丁呈報，說他家主人在丹徒縣旅途病故。
丹徒縣就是鎮江府城，雖為循運河入長江、到皖南的必經之地，但崔尊彜死在九月，丹徒縣接到崔家家丁的呈報是在十月，何以在鎮江逗留如此之久，又何以遲一個月呈報，情節自然可疑，所以上谕命衛榮光确切查明，崔尊彜是否病故？
其實用不着查，與衛榮光的奏報同時傳到京裡的消息，說崔尊彜是服毒自殺的，這就見得情虛畏罪了。
趙舒翹聽得這話，大為緊張，案中兩名要犯，已經去了一個，如果潘英章步崔尊彜的後塵，也來一個“病故”，那時死無對證，周瑞清可以逍遙法外，全案亦就永遠要懸在那裡，因而不能不采取斷然的手段。
他做事向來有擔當，也不必禀明堂官，将王敬臣和周瑞清的家丁譚升，秘密傳訊，軟哄硬逼，終于又榨出來一些内幕。
據譚升供認：崔、潘二人到京後，跟他家主人都常有往還。
這倒還不關緊要，王敬臣供出來一段事實，對周瑞清卻大為不利。
他說：潘英章從他那裡取去的銀票，其中有一張是由百川通票号來兌現的。
于是傳訊百川通的店東，承認周瑞清跟他的百川通有往來。
上年九月間，周瑞清拿來一張順天祥的票子，存入百川通，換用了他那裡的銀票，顯然的，這是周瑞清的一種手法，不願意直接使用順天祥的銀票，免得落個把柄。
此外王敬臣還說，有個戶部雲南司的“孫老爺”，也曾經拿潘英章用出去的票子，到他那裡取過銀子。
這都是“通賄有據”，戶部奏請将周瑞清暫行革職，以便傳訊。
戶部雲南司的“孫老爺”，是不是主稿的郎中孫家穆，自應查究，亦請先行解任。
照準的上谕一下，趙舒翹立即執行，親自帶人逮捕周瑞清，先送入戶部“火房”安置，不準家屬接見。
送進去的鋪蓋、用具、食物，無不仔細檢查，連饅頭都掰開來看過，怕内中夾着什麼紙條。
于是，第二天召見軍機，王文韶不能不再一次面奏，懇請準予開缺養親。
慈禧太後沒有準，也沒有不準，隻說：“先下去！另有旨意。
”
等軍機退了下去，跟着又“叫起”，指明隻要寶鋆和李鴻藻進見。
這是可以料想得到的，召見必是為了咨詢繼任王文韶的人選。
照例兩名漢軍機大臣一南一北，王文韶的遺缺應該挑南邊人來補，寶鋆夾袋中雖有人物，但資望都還差得遠，所以他很知趣，将這個人情賣了給李鴻藻。
“蘭翁，”他說：“一上去自然是談王夔石空下來的位子，凡有保薦，請你作主。
”
李鴻藻對這件事亦早就想過，但一直有左右為難之感，形勢很明顯地擺在那裡，不是翁同和就是潘祖蔭，潘祖蔭是會試同年，翁同和是弘德殿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