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時風氣未開，人才未出，洋情未盡得，軍務亦未盡竣，文祥赍志以殁；不幸而丁日昌、郭嵩焘輩出，以應付之術，導沈桂芬背恭親王、文祥卧薪嘗膽之初心，而但求苟且無事。
于是人人争诟病譯署，而外夷乃日益驕矣！比來夷焰稍熄，其機可以自強，而老成漸衰，其勢亦不可以自恃。
兩府要政，悉恭親王主持，近以五十之年，久病未愈，必調攝得宜，始能強固；故譯署之任，宜有重望長才，共肩艱巨，與樞廷舊臣，合謀協力，乃足使天下省事，而恭親王省心委之文韶，其能勝任愉快乎？”
看到這裡，王文韶深為失悔，早不見機，原來清流亦有在“譯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獻身手的雄心。
倘或當初保薦張佩綸之流在總理衙門行走，或者遇有重要洋務，類似對俄交涉中，讓張之洞參預那樣，請派此輩會同看折，又何緻于會有今日糾纏膠葛，難解難分的局面？
于今一切都晚了，隻有李蓮英“該走走太平湖的路子”那句話比較實在。
要走醇王的路子，最适當的莫如重托翁同和。
出京以前，跟他原曾有過一番長談，翁同和的短處是不甚肯擔責任，長處是在謹密小心，托他不一定管用，但決無洩密壞事之虞，大可試上一試。
于是，他親筆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派專差送至京裡。
翁同和接信并無表示，他倒是有心幫王文韶的忙，但跟李蓮英的态度一樣，要“等機會、看情形”，而眼前的情形，對王文韶是更為不利了。
這一個月，京裡大出參案。
首先是閻敬銘參奏戶部司官出身，外放為藩司道員的三個漢人，一個旗人，他們的姓氏是姚、楊、董、啟，以前在戶部素有“四大金剛”之稱。
閻敬銘的折子中說：“苞苴暗昧莫明，往事尤難根究，臣亦不知其現時居官若何？而外則表率屬員，内則關系部習，似此久著貪劣，難謂既往不究”，因為“既公論之佥同，即官箴之難宥”！所以請旨将此輩“一并罷黜，更不準其潛來京師居住，免緻勾結包攬，誘壞仕風。
”最後更申明立場：“臣職非糾彈，而忝領度支；此之不劾，無以肅部務而儆官邪！”
折子發到軍機，寶鋆首先大搖其頭：“既往不究，與人為善。
這樣子追訴，而且都是無根的遊詞，如果也認真去辦，則紛擾伊于胡底？”
當然，“四大金剛”盤踞戶部多年，寶鋆先掌戶部，後來以大學士“管部”管的亦是戶部，也有多年，看到這個折子，自不免刺心。
此外翁同和覺得所參過于空疏，潘祖蔭認為閻敬銘要整頓，先得從眼前做起，不宜追論既往。
算起來，軍機大臣中隻有一個李鴻藻，對閻敬銘抱持同情的态度。
但是，慈禧太後很欣賞閻敬銘的這個折子，“這才是破除情面，這才是實心辦事。
”她說，“好些人當我心慈，不會給人下不去。
”又說，“三品以上的官員，放缺都先召見過，意思是我手裡用的人，我自己再把他們打下去，豈不傷知人之明？這些話都錯了！國家不是家務，不能感情用事，不然一定糟糕。
我自己覺得這一層上頭，我最拿得穩。
施恩是施恩，辦事是辦事，如果覺得自己所喜歡的人，就都是會辦事的人，那就錯到極點了。
我兩個兄弟，自然是我喜歡的，但是他們無用，我就不能讓他們負大責任。
閻敬銘，我并不喜歡，然而他的說話行事，真是行得正、坐得正，我不能不聽他的。
這個折子，當然要準，他是為了整頓戶部，朝廷準了他的辦法，他再做不好，那時候自然可以問他。
”
于是“四大金剛”，落了個“均着革職，即行回籍”的處分。
再一件案子就跟王文韶直接有關了。
張佩綸先以雲南報銷案，戶部堂官自請處分，認為避重就輕，據實糾參，接着是吏部議處，罰俸一年，認為處分不當，以都察院堂官之一的身分，拒絕在奏折上列名。
當閻敬銘奏報雲南報銷案核算結果，“含混草率”，參劾承辦司官時，景廉和王文韶以“失察”自請處分，張佩綸就上奏抗争，認為景、王是避重就輕。
及至吏部議奏罰俸一年，他又認為處分過輕，不肯會銜出奏，同時上折說明緣由，要求加重處分。
慈禧太後因為這一案已交刑部查辦，一事不兩罰，所以反倒擱置了。
此外鄧承修參了左副都禦史崇勳、巡視東城禦史載彩，奉旨查辦屬實，分别革職。
還有個與鄧承修齊名的劉恩溥，直隸吳橋人，官居浙江道禦史，專好找旗人的麻煩，奏谏措詞有東方朔之風。
曾有一個“黃帶子”在皇城内設賭局，為讨賭債打死了一個以賭傾家的旗下世家子，暴屍城下，無人過問。
劉恩溥上疏，說這個黃帶子“托體天家，勢焰熏灼，以天潢貴胄，區區殺一平人，理勢應爾，臣亦不敢幹預。
惟念聖朝之仁，草木鳥獸，鹹沾恩澤，而此死者，屍骸暴露，日飽烏鸢，揆以先王澤及枯骨之義，似非盛世所宜，合無饬下地方官檢視掩埋，似亦仁政之一揚。
”詞意若嘲若諷，以揚為抑。
那時是慈安太後聽政，降旨查辦，革了那個黃帶子的爵位。
“劉都老爺滑稽”的名聲，就此盛傳九城。
“劉都老爺”這回找上了穆宗的老丈人，蒙古狀元崇绮，他是奉天将軍，府尹叫松林，一般颟顸無能。
劉恩溥将他們兩個一起參，其中的警句是：“将軍崇绮，除不貪賄外，則無所長；府尹松林，除貪賄外，亦别無所長。
”奏折發抄，喧傳人口。
但真正的新聞是寶廷的自劾。
大年三十有一道上谕：“侍郎寶廷，途中買妾，自請從懲責等語。
寶廷奉命典試，宜如何束身自愛？乃竟于歸途買妾，任意妄為，殊出情理之外。
着交部嚴加議處。
”
寶廷已經回京，新年中往還賀節，少不得有好事的人問起，寶廷并不諱言，而且喚他的新寵出來見客。
這是個長身玉立的美人，芳名檀香，可惜有幾點白麻子。
寶廷一向風流放誕，這一次的“途中買妾”已是第二回，頭一回是在同治十二年。
同治十二年鄉試，寶廷放了浙江的副考官。
考官入闱之前，國防嚴密，摒絕酬酢，出闱以後就輕松了，尤其是鄉試，闱後正是“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菊綠時”。
浙江巡撫楊昌浚作東，請正副考官徐緻祥和寶廷去遊富春江，訪嚴子陵釣台的古迹，坐的是有名的“江山船”。
這“江山船”從明初以來，就歸“九姓”經營，叫做“九姓漁戶”。
明載大清會典，元末群雄并起，明太祖大敗陳友諒于鄱陽湖，他的部下有九姓不肯投降，遠竄于浙南一帶。
明太祖為懲罰叛逆，不準他們在岸上落腳，因而浮家泛宅在富春江上，以打漁為生，九姓自成部落，不與外人通婚。
水上生涯，境況艱苦，打漁以外，不能不另謀副業，好在船是現成的，不妨兼做載客的買賣。
嚴子陵釣台所在地的“九裡泷”一帶，風光勝絕，騷人墨客，尋幽探勝，自然要講舒服，所以“江山船”也跟無錫的“燈船”，廣州的“紫洞艇”一樣，極其講究飲馔。
久而久之，又成了珠江的“花艇”，别有一番旖旎風光。
江山船上的船娘，都是天足，一天兩遍洗船，自然不宜着襪，跟男子一樣，穿的是淺口蒲鞋，但制作特别講究，鞋頭繡花，所以浙江人稱這些船娘，叫做“花蒲鞋頭”。
寶廷是旗人，喜歡天足女子，所以一上了江山船便中意。
那隻船的“花蒲鞋頭”名叫珠兒，有旗下大妨娘的婀娜，兼具江南女兒水樣的溫柔，寶廷色授魂與，将量才的贽敬，作為藏嬌的資斧，量珠聘了珠兒。
隻是這樁韻事，既玷官常，亦幹禁例，所以跟船家約好，他自己由旱路進京，船家自水路送珠兒北上到通州，再由他出京來接。
結果人船俱杳，是根本不曾北上，還是中道變計，化為黃鶴，根本無法究诘。
更無法報官，算是吃個極大的啞巴虧。
這一年典試福建，闱中極其得意，解元鄭孝胥的詩筆，更為他所激賞。
帶着門生的詩卷，取道浙江，由蒲城到衢州，歸浙江的地方官辦差，坐的自然是江山船，便遇見了這個長身玉立，有幾點白麻子的檀香，納之為妾。
由于上一次的教訓，寶廷這一次學得乖了，江山船到了杭州，另外換船循運河北上，帶着新寵一路同行。
不過也不便明目張膽地同舟共宿，變通的辦法是，自己坐一号官船，另外備一條較小的船安置檀香。
一大一小兩條船，銜尾而行，到了海甯地方遇上了麻煩。
麻煩是派在小船上照料的寶廷的聽差自己找的，辦差的驿丞不知道這條小船也算“官船”，不加理睬。
那聽差仗着主人的勢，大打官腔，彼此起了沖突。
等寶廷出來喝阻時，驿丞已經吃了虧回衙門申訴去了。
海甯知州是個“強項令”，聞報大怒，料知寶廷自己不敢出面來求情，便下令扣留小船。
說主考回京複命，決無中途買妾之理，冒充官眷，須當法辦。
這一下寶廷慌了手腳。
他也知道平日得罪的人多，倘或一鬧開來，浙江巡撫據實參劾，丢官還丢面子。
倒不如上奏自劾，還不失為光明磊落。
打定了主意，上岸拜客，見了知州，坦率陳述，自道無狀。
海甯知州想不到他會來這麼一手。
到底是現任的二品大員，不能不賣面子，不但放行，還補送了一份賀禮。
寶廷倒也言而有信，第二天就在海甯拜折，共是一折兩片，條陳福建船政，附片保舉福建鄉試落第的生員兩名，說他們精通算學，請召試錄用。
這都是表面文章，實際上另外一個附片，才是主旨所在。
附片自劾，亦須找個理由，他是這樣陳述：“錢塘江有九姓漁船，始自明代。
奴才典閩試婦，坐江山船，舟人有女，年已十八。
奴才已故兄弟五人，皆無嗣，奴才僅有二子，不敷分繼，遂買為妾。
”又說：“奴才以直言事朝廷，層蒙恩眷，他人有罪則言之，己有罪，則不言，何以為直？”
象這樣自劾的情事，慈禧太後前後兩度垂簾，聽政二十年還是第一遭遇見，召見軍機，垂問究竟，沒有人敢替寶廷說話。
李鴻藻痛心他為清流丢臉之餘，為了整饬官常，更主張嚴辦，因此交部議處的逾旨一下，吏部由李鴻藻一手主持，拟了革職的處分。
這是光緒九年正月裡的一樁大新聞，其事甚奇，加以出諸清流，益發喧騰人口。
當然，見仁見智，觀感不一，有人說他名士風流，也有人說他儇薄無行。
已中了進士的李慈銘，除去張之洞以外，與李鴻藻一系的人，素來氣味不投，便斥之為“不學”，而且做了一首詩，大為譏嘲，用的是“麻”韻：
“昔年浙水載空花，又見船娘上使槎。
宗室一家名士草，江山九姓美人麻。
曾因義女彈烏柏，慣逐京倡吃白茶。
為報朝廷除屬籍，侍郎今已婿漁家。
”
這首詩中第二聯的上句，用的是彈劾賀壽慈的故事，下句是說寶廷在京裡就喜歡作狎邪遊。
這是“欲加之罪”，寶廷處之泰然，但檀香卻大哭了一場。
說起來是為了“江山九姓美人麻”的一個“麻”字，唐突了美人，其實别有委屈。
寶廷雖一直是名翰林，但守着他那清流的氣節，輕易不受饋遺，所以也是窮翰林。
不善治生而又詩酒風流，欠下了一身的債。
債主子原以為他這一次放了福建主考，是文風頗盛而又算富庶的地方，歸京複命，必定滿載而歸。
誰知道所收贽敬，一半作了聘金，一半為檀香脂粉之需，花得光光。
如果寶廷還是侍郎，倒也還可以緩一緩，不道風流罪過，竟緻丢官，債主子如何不急？日日登門索債，敲台拍凳，口出惡言。
檀香見此光景，不知後路茫茫，如何了局，自然是日夕以淚洗面了。
寶廷卻灑脫得很，雖革了職，頂着“宗室”這個銜頭，内務府按月有錢糧可關，本旗有公衆房屋可住，便帶着兩個兒子，攜着“新寵”遷往西山“歸旗”。
山中歲月，清閑無比，每日尋詩覓句，他那部題名《宗室一家草》的詩稿，亦經常有人來借閱，最令人感興味的，自然是那首《江山船曲》：
“乘槎歸指浙江路，恰向個人船上住。
鐵石心腸宋廣平，可憐手把梅花賦；枝頭梅子豈無媒？不語诙諧有主裁。
已将多士收珊網，可惜中途不玉壺。
”
但最後自道：“那惜微名登白簡，故留韻事記紅裙”，又說：“本來鐘鼎若浮雲，未必裙钗皆禍水”。
隐然有“禍兮福所倚”之意，就大可玩味了。
于是有人參悟出其中的深意，認為寶廷是“自污”。
清流已如明末的“東林”，涉于意氣，到處樹敵，而且搏擊不留餘地，結怨既多且深，禍在不遠，所以見機而作，仿佛唐伯虎佯狂避世似的，及早脫出是非的漩渦，免得大風浪一來，慘遭滅頂。
此所以“故留”韻事，“不惜”微名，而裙钗亦“未必”都是“禍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