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三章

“這一說，除掉部費八萬兩，餘下的兩萬七千六百兩，是崔尊彜挪用了？” 沈家本的這一問，分清了眉目，略有倦意的問官，無不精神一振，凝視着潘英章，要看他怎麼說？ 潘英章有些緊張，結結巴巴地回答：“這，這也可以這麼說。

    ” “什麼叫‘也可以這麼說’？事實俱在！現在我們替崔尊彜算筆帳看，他自己私項是三萬二千兩，借用順天祥兩萬八千兩。

    就是六萬，再挪用公款兩萬七千六百兩，總共八萬七千六！”沈家本提高聲音問道：“一個道員進京引見，何緻于用到這麼多錢？” 翻來覆去的盤問，問到這一句上，才是擊中要害。

    但問官的想法不同，有人求水落石出，有人講“就事論事”，趙舒翹感念潘祖蔭在王樹汶這一案上的自悔魯莽，歉然謝過，因而對他在雲南報銷案上所持的“完贓減罪”，不事苟求的宗旨，覺得應該做到“不為已甚”這句話。

    而此時正是他該執持宗旨的時候。

     于是，他先咳嗽一聲，意示他有話要說，接着看一看左右，是打個招呼，等于在說：“稍安毋躁，且等我說完。

    ” 未說之前，先看一看潘英章的神态。

    他眨着眼，凝望着磚地，顯得非常用心的樣子，此時隻要一聲斷喝，便可以教他張皇失措，但趙舒翹不願意這麼做。

     草草問了幾句，吩咐還押，接下來便是提審孫家穆。

    潘英章未到案以前，都推得一幹二淨，此刻人證俱在，無可抵賴，他見風使舵，覺得不如和盤托出，一則見得誠實不欺，再則責任分開來擔負，罪名可減，所以一堂下來，案情縱非水落石出，大緻也都明白了。

     當然，周瑞清是個關系特殊重要的人物，孫家穆隻管在報銷上替崔尊彜彌縫，他所收的四萬五千銀子，都分了給本司的官吏，與堂官無涉。

    如說王文韶、景廉受賂巨萬，當然是周瑞清過付。

    但是，牽涉到一二品大員，非司官所能訊問，因而在眼前，要問他的，也隻是如何在崔尊彜、孫家穆之間說合而已。

     他的供詞與潘英章的話無甚出入，問到應付五萬，何以隻付四萬五，為何留下五千？他卻說不出一個究竟。

    隻表示那五千兩銀子，一直未曾動用，仍舊存在順天祥，便是他未曾受過任何“好處”的明證。

     案子辦到這裡，分開兩部分在“追”，明的是追人追贓，照孫家穆所供，凡曾分到錢的官員，是奏請解任或革職，到案應訊，書辦則由步軍統領衙門，派兵逮捕。

    有的逃掉、有的畏罪自盡、有的心驚肉跳，但也頗有人鼓掌稱快，認為經此雷厲風行的一番整頓，官場風氣，将可丕然一變。

     暗的部分是重新調集順天祥、百川通的帳簿，清查崔尊彜的收支，要想揭開一個疑團：何以他進京一趟，要用掉八萬多兩銀子。

     盈千上萬的進出，自然用的是銀票。

    由崔尊彜寫條子通知順天祥、百川通開票，而銀票承兌，大緻亦可查明來龍去脈，銀樓、綢緞鋪、藥店，都有他們往來相熟的銀号代為兌過崔尊彜所開的票子。

    一筆一筆追根到底，連崔尊彜花在“八大胡同”的纏頭之資，亦很清楚，這樣結算下來，有着落的花銷，總計是五萬三千多，還有三萬四千多銀子，不知去向。

     “這用到那裡去了呢？”沈家本向問官表示看法：“三萬四千多銀子，不是一個小數，總要有個交代。

    不然……。

    ” 不然如何呢？他雖未說，大家亦都了解，言官未見得肯默爾以息。

     “再說，惇王對這一層看得很重，如果含混了事，也怕他不會善罷幹休。

    ” “很痛快地說吧，”趙舒翹将雙手一攤，“明知道他這三萬四千多銀子，用在什麼地方，隻是死無對證，我們不能武斷，說這筆款子一定是送給誰了。

    各位看，這話是不是呢？” 這話當然說得是，連沈家本都不能不默認。

     “于此可見，這件案子入手之初，就要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逮住崔潘兩人，才是正辦。

    如今，崔尊彜死了，什麼話也都不用說了。

    ” “崔尊彜雖死，有周瑞清在。

    ”沈家本大聲抗争。

     再要提審潘英章時，他忽然告病，派人查看，倒是實情。

    但雖不能到堂應訊，卻遞了一紙“親供”，說明崔尊彜何以進京引見，要用到如許巨款？親供上說： “崔尊彜素性浮華，用度揮霍，其将靈柩眷屬帶出，沿途有小隊數十名護送。

    到京後，又将銀兩帶給其弟崔子琴；将寄停荊州靈柩扶回原籍安葬，自己帶回眷屬，先至涿州為兒女護親，後到京居住。

    多購服物玩好，商賈不絕于門，是以費用浩大。

    迨由京回南，川資必巨，亦可想見。

    且崔尊彜到京後在五月中旬，五月以前用款内，如革員代為買物各項，有各鋪供詞帳單可據。

    崔尊彜自行買物之款，有順天祥鋪夥查出帳單為憑。

    革員于五月間出京，崔尊彜向該号取銀，大半在六七月間，其餘款作何使用，實不知情。

    ” 這份親供，要緊的話，隻在最後幾句，崔尊彜的不知去向的款項，用在潘英章出京後的六七月間，這時閻敬銘已經到任，雲南報銷案亦早已結束，不需再向王文韶、景廉行賄。

     就為了有這個看法，會辦大員都覺得案子辦到這裡，應該奏結，不須再多作追索。

    但是，惇王卻不是這樣的看法。

     惇王派到刑部會審的兩名官員，是内務府的郎中，一個叫文佩，一個叫廣森。

     這兩個人比其他承審官員占便宜的是：對于京城地方情形，十分熟悉。

    照他們的訪查，崔尊彜誠然“素性浮華，用度揮霍”，但就是他實際用掉的六萬銀子之中，也有許多虛帳。

    換句話說，表面是“多購服物玩好，商賈不絕于門”，其實并未用到六萬銀子，有些款子是在這個名目掩飾之下，用到别處去了。

     因此，惇王仍舊主張嚴追，同時認為崔尊彜帳目中，所列的“冰敬”及“節禮”，亦應該徹查。

    這使得翁同和等人都大感為難，外官饋贈，向有此例，不能視作受賄。

    如果要照惇王的意思徹查，那就牽連無窮，根本不是了局。

    然而百端譬解，惇王總是不以為然，于是案子想結亦無法結了。

     日子拖得一久，不免就有流言，甚至還傳到醇王那裡。

    他是很看重翁同和的，當時就寫信忠告，勸他遠避嫌疑。

    翁同和問心無愧，除了複信道謝之外，覺得好笑，也就置之不理了。

     然而，事情并不如他們所想象的那樣單純。

    慈禧太後召見麟書、召見薛允升，都問到雲南報銷案，唯獨對他不曾提起，見得流言亦已傳到慈禧太後耳中，對他已有所懷疑，疑心他站在王文韶這面，有意彌縫。

    這分猜疑，如果不加消釋，是件很不妥的事，所以翁同和相當着急。

     不過，翁同和當了三十年的京官，由師傅而軍機大臣，在内廷行走了二十二年，見得事多，經曆的風波亦多，自然不會做出什麼自落痕迹的舉動來。

    這一案隻要能夠快快結束，塵埃落地，浮言自息。

     因此，他指示他派去會審的兩名工部司官，從中策動，該查的盡快查，該問的盡快問，不斷催促，案子的頭緒，亦愈來愈清楚。

    崔尊彜雖有三萬多兩銀子的去向不明，但除此之外，供詞中并無牽涉到景廉和王文韶的地方，就事論事，也應該是結案的時候了。

     于是，他首先向麟書接頭，因為這一案原派的是他跟潘祖蔭查辦，從潘祖蔭丁憂以後，他就成了唯一了解全案首尾的人，所以也就無形中成了主持全案的人。

    一談起來，麟書跟他的意思相同，亦希望早早結束，了卻一樁差使。

     “本來早就該結了，隻為五爺始終不肯松手。

    叔平，你是跟五爺一起奏的旨，五爺若是有什麼不在道理上的言語，我們不便申辯，要靠你來擋他。

    ” 這意思是說，如果翁同和能對付得了惇王，案子就很快地可以結束，否則就要拖到惇王無話可說時，才能奏結。

     “好的。

    ”翁同和毅然答應，“我來擋。

    ” “除了五爺，咱們現在一共是五個人，得先聚在一起談一談，而且也得推出一個主持的人來。

    ” “說得是。

    就在舍間小集好了。

    那一天？” “太匆促了也不必，總得讓刑部有個預備。

    我看過了節挑一天，等我跟張子青、薛雲階談定了日子，再來奉告。

    ” 過了端午節，定在五月十三聚集翁家。

    主客一共隻有五個人，正就是奉派查辦這一案的五大臣。

    除了翁同和以外，麟書亦願意幫景廉、王文韶的忙，閻敬銘着眼在整頓戶部風氣，張之萬深通黃老之學，向來無所作為，一切都推在刑部侍郎薛允升身上。

     薛允升字雲階，西安人，跟翁同和是同年，通籍就在刑部當司官，浮沉郎署十七年，才外放為江西饒州府。

    看起來仕途蹭蹬，其實倒是大器晚成。

    這十七年中翻破了律書會典，不但精通刑名之學，而且深谙牧民之道，所以由饒州府扶搖直上，四年工夫當到山西按察使。

     其時正是河南、山西大旱災，山西從巡撫曾國荃以下，以辦赈為第一大事，臬司雖掌一省刑名，但也奉令參與赈務，襄助閻敬銘，綜核出納，點塵不染。

    第二年以優異的勞績，調升山東藩司，署理漕運總督。

    光緒六年内調為刑部侍郎，是潘祖蔭極得力的助手。

     雲南報銷案本來與他無關，由于閻敬銘的保薦，特為派他會辦，而張之萬毫無主張，所以實際上是由他主辦。

    就律例而論，當然要聽他的意見。

     于是薛允升一口氣背了八條律例，都是有關貪贓枉法的，背完了又說：“本案科罪，皆以此八條為斷，最要緊是這兩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