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惇王已經不肯點點頭，再說輕減，他決不肯領銜出奏。
”
大家都覺得麟書的看法不錯。
為了應付惇王，翁同和提出一個辦法，定罪分兩種，一種是按律拟定，該如何便如何，不必法外原情，有所增減，一種是一律酌量加重。
拟好罪名，請惇王去決定。
這個辦法總算很尊重惇王，足以安撫他的“不平”。
接下來便談到當面複奏該說的話，以及推那個來說。
“自然是丹翁前輩……。
”
“不！”閻敬銘打斷翁同和的話說：“不是你，便該子青，何用我來說話。
”
閻敬銘的意思是翁同和是軍機大臣，張之萬是刑部尚書，論地位、談職掌，都不該由他發言。
這當然帶着謙虛的意味，因此，在翁同和以“奉旨會辦，與本身職司無關”的說法，再度敦促時，他也就答應了。
于是刑部在薛允升主持之下，逐一按律例的明文規定，加減定罪。
第一張單子拟好，才發覺那天在翁家商定的宗旨不切實際，果真按律定罪，是太輕縱了。
于是他不得不跟張之萬去商量，略陳緣由以後，接着說道：“就拿福趾來說，他雖是雲南司的掌印郎中，可是雲南報銷案，是主稿孫家穆承辦，一同畫押的時候，并不知道其中有什麼情弊，事後風聞，向孫家穆問起，才分到了四千兩銀子。
依‘事後受财律’，作不枉法論，罪名是杖一百流三千裡，又依‘不枉法贓罪，一年限内全完，死罪減二等發落，流徒以下免罪’的律例，隻要将四千兩銀子吐出來，就可無罪。
這從那方面來說，都是交代不過去的。
”
“是啊！”張之萬問道：“該如何補救呢？”
“原定兩條宗旨，一條按律定罪，一條加重，請惇王定奪。
如今第一條行不通，自然是行第二條，竟無須乎再跟惇王請示了。
”
這是理所必然，勢所必至的辦法，但張之萬不敢作主，他吞吞吐吐地說：“我看，再琢磨琢磨，仍舊要請會辦諸公合議。
”
越說越不對了，這樣明白的道理，竟還要“琢磨，琢磨”！薛允升心想，張之萬但求長保祿位，隻要不妨礙他的前程，盡可放手辦事。
因而退了下來，亦不必再跟閻敬銘等人商議，徑自交代司官，衡量情罪，斟酌加重，大緻應減二等的，都減了一等。
定谳以前，還有一道畫供的手續。
薛允升分訪會辦各大臣，說明不得不加重定罪的緣故，約定五月十九齊集刑部“過堂”，就請惇王到刑部商量複奏結案。
這天午正時分，會辦五大臣都已到齊，刑部大堂的公案已經移去，一字并列五張太師椅，正待落座之際，有人匆匆來報，說是惇王駕到了。
原來約他未正議事，不想提前了一個時辰，是不是他也要參與過堂？在大清會典上，似乎從來沒有這樣的事例。
不過這時沒有工夫去考查，隻能先接了進來再說：
親王儀制尊貴，又是在衙門，自然依禮行事。
張之萬與薛允升是本部堂官，在大門外站班，其餘的在二門站班。
等惇王的轎子一擡進來，又趕到大堂階沿下，肅立相迎，停轎啟簾，隻見惇王穿的是公服，一路跨出轎子，一路拱手，連聲說道：“少禮，少禮。
”
照開國之初的規矩，一品大員見親王都是兩跪六叩首的大禮，以後禮數稍減，但也得磕頭。
不過惇王賦性簡略，不喜歡鬧排場，所以照他的意思，五大臣都隻是半跪請安。
“刑部我還是第一次來。
”他四面看了一下問：“這就是陸炳的‘錦衣衛大堂’嗎？”
惇王口中的“錦衣衛大堂”，大概是戲中的說法，但陸炳當過錦衣衛指揮，而刑部亦确是前明的錦衣衛，說得并不錯，所以張之萬答應一聲：“是！”
“那麼‘鎮撫司’呢？在那兒？”
張之萬回身向西南、西北兩個方向一指：“就是如今的‘南所’、‘北所’。
”
“北鎮撫司有楊椒山種的一棵槐樹，如今還在不在？我看看去！”說着，惇王就要舉步。
張之萬大吃一驚，又稱“南監”、“北監”的南北所，是暗無天日的地方，豈能讓親王入目？而且從恭王上年七月，一病至今，惇王頗有不甘于投閑置散的模樣，眼前為雲南報銷案，主張嚴辦，糾葛不清，就是一個現成的例子。
如果見了監獄中的種種不堪情狀，找上什麼麻煩，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因此，隻好硬攔，“回王爺的話，”他屈一膝說道：“刑獄是不祥之地。
王爺金枝玉葉，萬不宜到這種地方。
再說，楊椒山手植的那株老槐，早就不知道在那年枯死，當柴燒了。
”
惇王倒不是發了恻隐之心，有恤囚之意，隻為索性好奇，從來沒有見過監獄是什麼樣子，想開開眼界，既然張之萬這麼說，自不便堅持，便笑笑作罷。
然而張之萬仍舊在為難。
過堂畫供，是不是請惇王參與呢？稍微多想一想，便知不符定制，決不可行。
但不請他參與，又将他安置在何處？如果不是大堂正坐，便得請他到堂官聚會辦事之處的白雲亭去休息。
無奈刑部地勢最低，連附近的都察院，大理寺常要鬧水，有名的“水淹三法司”。
如今五月裡霪雨不絕，白雲亭“宛在水中央”，進出都用幾案排成橋梁，又如何請惇王去坐？
就在他這躊躇之際，惇王已窺出端倪。
喊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