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四章

越南正式受清朝的冊封，是在順治十八年，承認前一年九月自稱國王的黎維祺為“安南國王”。

    到了嘉慶八年，改安南為越南，國王阮福映，年号嘉隆，越南人民稱他“嘉隆皇帝”，是一位英主。

     阮福映在統一越南“三圻”時，曾經委托天主教神父，請求法國援助，與法王路易十六，訂立條約，願割土作為酬謝，後來法援未到，條約當然不須履行，但法國的勢力卻就此伸入越南了。

     從嘉隆皇帝以後，阮朝三代皇帝都不喜歡法國和天主教。

    因此，在道光、鹹豐年間，越南也象中國一樣，常鬧教案。

    英法聯軍侵華的那幾年，法國海軍附帶在越南攻城略地，于是在同治元年夏天，越南被迫跟法國訂立了條約，賠款割地之外，另有專條：越南政府承諾，此後不以領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讓給法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

     法國得寸進尺，五年以後吞并了整個南圻，而心猶未足，還打算攘奪北圻，僅留下中圻給越南。

    到了同治十二年，借故攻陷河内，越南政府派出一員名将抵禦法軍。

    這員名将叫劉永福，是中國人。

     劉永福本名業，字淵亭，原籍廣東欽州，落籍廣西上思。

    早年跟過“洪楊”，洪楊失敗，餘衆四散，其中有個叫吳鲲的，領餘衆數千，進入越南，劉永福就在他部下。

    吳鲲一死，劉永福帶了兩百多人，翻山到了越南的高平省，自樹一幟，旗幟用黑布所制，号為“黑旗軍”。

     劉永福生得短小精悍，不但勇壯豪邁，善撫部屬，而且善于術數，多謀能斷，在北圻披荊斬棘，招兵買馬，勢力日漸雄厚，越南國王阮弘住特加招撫，傳說還招了他做驸馬，頗為倚重。

    這時受命禦法，在河内西門外遭遇，法将安邺不敵而退，退到城門附近，為劉永福的先鋒吳鳳典趕到，一刀砍掉了腦袋。

    這是同治十二年冬天的事。

     安邺一死，法國反倒慎重了，派文官辦理善後，展開交涉，因為中國采取不幹涉的态度，因而法國和越南訂立了新約。

     這一同治十三年正月底，在西貢訂立的法越和平及同盟條約，重要的條款是：第一、法國承認越南為獨立國；第二、定河内等城為商埠；第三、開放紅河，也就是富良江而上到河内，法國有自由航行之權：第四、越南的外交事務，由法國監督，不得與他國有聯屬關系。

    這完全是為了排斥中國，而朝廷因為台灣番社事件，對日交涉正吃緊的當兒，無暇四顧，隻下了一道密旨給廣西巡撫劉長佑，“固守邊圍”而已。

     不過，越南迫于法國的城下之盟，并不心服，所以一方面仍舊向中國上表進貢，一方面重用劉永福，授官為“三宣副提督”，準他在北圻商務繁盛之地的保勝，設局抽稅，以助軍饷。

     這在法國，自然将劉永福視作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後快，隻是三番兩次用兵，劉永福屹然不搖。

    同時，中國由于言路的呼籲，朝廷亦漸漸重視越局，明的是由駐法公使曾紀澤照會法國政府，不承認同治十三年的法越條約，暗的是密谕雲南、廣西派兵支援劉永福。

    這樣到了光緒七年年底，由于曾紀澤的電報，說法國謀占越南北境，并拟通商雲南，不可置之度外，因而總理衙門奏請降旨，派李鴻章、左宗棠、劉長佑、劉坤一、張樹聲會商辦理。

     這五名疆臣中，除了李鴻章，都是主戰的，言路自然更為激昂，甚至駐法公使曾紀澤亦主張對法國采取強硬态度。

    但是談洋務也好、談海防也好，恭王總是尊重李鴻章的意見，所以對法交涉，仍然出以持重。

    這樣到了三月初，李鴻章丁憂，不奉奪情之诏，而就在這時候法國在越南有了舉動，法國海軍上校李威利，率領一支四百五十人的隊伍，攻占了河内。

     于是照例交涉與備戰雙管齊下，但不等曾紀澤向法國外交部提出抗議和要求，法軍先已将河内交還越南，前後一共占領了六天。

    越是如此，越見得法國居心叵測，推測緣故，或者是借此向越南示好，進一步又有修約的要求，而修約的目的，是為了驅逐劉永福，向中國要求通商雲南。

    因此，主戰的議論，又複甚嚣塵上，而朝廷的舉指，也是朝不惜決裂的路子上去走。

     第一步是調動西南疆臣，曾國荃複起，署理兩廣總督，雲貴總督劉長佑年紀大，鴉片煙瘾亦大，被免了職，調陰鸷沉毅，有霸才之稱的福建巡撫岑毓英督滇，“唐拚命”唐炯也放了雲南藩司。

    同時不準李鴻章回籍服三年之喪，隻準假百日後，仍回天津駐紮，督率所部各營，認真訓練，并署理通商事務大臣。

     當然，清流對此大事，是不會不講話的，張佩綸與陳寶琛聯名上了一個折子：“存越固邊，宜籌遠略”，共建兩策，一策是“命重臣臨邊”，用以“鎮撫諸國，鈎絡三邊”，或者可以吓阻法國。

    這“重臣”自然是左宗棠、李鴻章，擇一以欽差大臣駐紮兩廣，督辦法越事宜。

     這一策之下，又有四個綱目，除“集水師”、“重陸路”的軍務以外，又主張“聯與國”，說德法世仇，應該聯德制法，而聯德之道，不妨向德國訂造鐵輪，多買槍炮。

     第一策是正，第二策是奇，奇兵之用在聲東擊西，張佩綸和陳寶琛建議：以左宗棠的南洋和李鴻章的北洋兩支大軍，假作全力對付日本，而另簡賢能，“秘寄以滇粵之事”，如彭玉麟、丁寶桢、張之洞都可膺選。

    如果說，以左宗棠或李鴻章，出鎮西南，象晉朝陶侃的移鎮廣州，唐朝的郭子儀備邊以服回纥，是重在威名懾敵。

    那麼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象漢高祖識拔韓信，孫權重用陸遜那樣，名氣不大，敵人便不甚疑忌。

     這樣的部署，可使法國錯認為中國對越南局勢，不甚在意，然後乘其不備，水陸大舉，進兵越南，包圍法軍。

    相持日久，法軍力不能支，“外懼德人，内耗兵饷”，隻要稍微許法國一點好處，一定可以和得下來。

    萬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鴻章還在，可以讓他們出面轉圜談和，對國體亦無大損。

     雖是紙上談兵，倒也頭頭是道。

    奏折中還力保廣西、雲南兩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廣西藩司叫徐延旭，山東臨清人，鹹豐十年中了進士，就放到廣西當知縣，号稱知兵。

     過了半個月，山西巡撫張之洞，也上了一個密折作桴鼓之應，認為宜籌兵遣使，先發預防，建議派李鴻章坐鎮兩廣，籌劃一切，同時保舉一批京外文武人才，總計三十九人之多，第一個就是張佩綸。

     這就是李鴻藻一系的清流，所提出的國是主張。

    因為主戰，所以推重左、李，其實左宗棠還是陪筆，所真正重視的是李鴻章。

    但是，李鴻章對和戰大計，卻不肯輕易發言，要看内外情勢而定，交卸事畢，五月裡回合肥老家奔喪去了。

     不久，朝鮮京城發生兵變，攻占王宮，襲擊日本公使館，大院君李星應稱“國太公”，自行專政。

    日本決定以武力處理，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處置明快，直接打電報給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張樹聲，認為中國亦應當立即“派兵船前往觀變”。

    于是張樹聲跟總理衙門議定，派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統領北洋水師記名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領兵到朝鮮平亂。

    南疆多事，東鄰生變，恭王憂勞交并，一下子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當雲南報銷案初起，憂心忡忡，自顧不暇，隻有寶鋆和李鴻藻應付艱巨，自然大感吃力。

     就在這時候，吏部候補主事唐景崧上了一個說帖，李鴻藻一見大喜。

    跟張佩綸一談，唐景崧條陳的辦法，正就是張佩綸所說的“奇兵”。

     于是說動了恭王與寶鋆，決意采納，囑咐唐景崧将說帖代為奏折，由李鴻藻以吏部堂官的身分代奏。

     唐景崧是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