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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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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正式受清朝的冊封,是在順治十八年,承認前一年九月自稱國王的黎維祺為“安南國王”。

    到了嘉慶八年,改安南為越南,國王阮福映,年号嘉隆,越南人民稱他“嘉隆皇帝”,是一位英主。

     阮福映在統一越南“三圻”時,曾經委托天主教神父,請求法國援助,與法王路易十六,訂立條約,願割土作為酬謝,後來法援未到,條約當然不須履行,但法國的勢力卻就此伸入越南了。

     從嘉隆皇帝以後,阮朝三代皇帝都不喜歡法國和天主教。

    因此,在道光、鹹豐年間,越南也象中國一樣,常鬧教案。

    英法聯軍侵華的那幾年,法國海軍附帶在越南攻城略地,于是在同治元年夏天,越南被迫跟法國訂立了條約,賠款割地之外,另有專條:越南政府承諾,此後不以領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讓給法國以外的任何一個國家。

     法國得寸進尺,五年以後吞并了整個南圻,而心猶未足,還打算攘奪北圻,僅留下中圻給越南。

    到了同治十二年,借故攻陷河内,越南政府派出一員名将抵禦法軍。

    這員名将叫劉永福,是中國人。

     劉永福本名業,字淵亭,原籍廣東欽州,落籍廣西上思。

    早年跟過“洪楊”,洪楊失敗,餘衆四散,其中有個叫吳鲲的,領餘衆數千,進入越南,劉永福就在他部下。

    吳鲲一死,劉永福帶了兩百多人,翻山到了越南的高平省,自樹一幟,旗幟用黑布所制,号為“黑旗軍”。

     劉永福生得短小精悍,不但勇壯豪邁,善撫部屬,而且善于術數,多謀能斷,在北圻披荊斬棘,招兵買馬,勢力日漸雄厚,越南國王阮弘住特加招撫,傳說還招了他做驸馬,頗為倚重。

    這時受命禦法,在河内西門外遭遇,法将安邺不敵而退,退到城門附近,為劉永福的先鋒吳鳳典趕到,一刀砍掉了腦袋。

    這是同治十二年冬天的事。

     安邺一死,法國反倒慎重了,派文官辦理善後,展開交涉,因為中國采取不幹涉的态度,因而法國和越南訂立了新約。

     這一同治十三年正月底,在西貢訂立的法越和平及同盟條約,重要的條款是:第一、法國承認越南為獨立國;第二、定河内等城為商埠;第三、開放紅河,也就是富良江而上到河内,法國有自由航行之權:第四、越南的外交事務,由法國監督,不得與他國有聯屬關系。

    這完全是為了排斥中國,而朝廷因為台灣番社事件,對日交涉正吃緊的當兒,無暇四顧,隻下了一道密旨給廣西巡撫劉長佑,“固守邊圍”而已。

     不過,越南迫于法國的城下之盟,并不心服,所以一方面仍舊向中國上表進貢,一方面重用劉永福,授官為“三宣副提督”,準他在北圻商務繁盛之地的保勝,設局抽稅,以助軍饷。

     這在法國,自然将劉永福視作眼中釘,必欲去之而後快,隻是三番兩次用兵,劉永福屹然不搖。

    同時,中國由于言路的呼籲,朝廷亦漸漸重視越局,明的是由駐法公使曾紀澤照會法國政府,不承認同治十三年的法越條約,暗的是密谕雲南、廣西派兵支援劉永福。

    這樣到了光緒七年年底,由于曾紀澤的電報,說法國謀占越南北境,并拟通商雲南,不可置之度外,因而總理衙門奏請降旨,派李鴻章、左宗棠、劉長佑、劉坤一、張樹聲會商辦理。

     這五名疆臣中,除了李鴻章,都是主戰的,言路自然更為激昂,甚至駐法公使曾紀澤亦主張對法國采取強硬态度。

    但是談洋務也好、談海防也好,恭王總是尊重李鴻章的意見,所以對法交涉,仍然出以持重。

    這樣到了三月初,李鴻章丁憂,不奉奪情之诏,而就在這時候法國在越南有了舉動,法國海軍上校李威利,率領一支四百五十人的隊伍,攻占了河内。

     于是照例交涉與備戰雙管齊下,但不等曾紀澤向法國外交部提出抗議和要求,法軍先已将河内交還越南,前後一共占領了六天。

    越是如此,越見得法國居心叵測,推測緣故,或者是借此向越南示好,進一步又有修約的要求,而修約的目的,是為了驅逐劉永福,向中國要求通商雲南。

    因此,主戰的議論,又複甚嚣塵上,而朝廷的舉指,也是朝不惜決裂的路子上去走。

     第一步是調動西南疆臣,曾國荃複起,署理兩廣總督,雲貴總督劉長佑年紀大,鴉片煙瘾亦大,被免了職,調陰鸷沉毅,有霸才之稱的福建巡撫岑毓英督滇,“唐拚命”唐炯也放了雲南藩司。

    同時不準李鴻章回籍服三年之喪,隻準假百日後,仍回天津駐紮,督率所部各營,認真訓練,并署理通商事務大臣。

     當然,清流對此大事,是不會不講話的,張佩綸與陳寶琛聯名上了一個折子:“存越固邊,宜籌遠略”,共建兩策,一策是“命重臣臨邊”,用以“鎮撫諸國,鈎絡三邊”,或者可以吓阻法國。

    這“重臣”自然是左宗棠、李鴻章,擇一以欽差大臣駐紮兩廣,督辦法越事宜。

     這一策之下,又有四個綱目,除“集水師”、“重陸路”的軍務以外,又主張“聯與國”,說德法世仇,應該聯德制法,而聯德之道,不妨向德國訂造鐵輪,多買槍炮。

     第一策是正,第二策是奇,奇兵之用在聲東擊西,張佩綸和陳寶琛建議:以左宗棠的南洋和李鴻章的北洋兩支大軍,假作全力對付日本,而另簡賢能,“秘寄以滇粵之事”,如彭玉麟、丁寶桢、張之洞都可膺選。

    如果說,以左宗棠或李鴻章,出鎮西南,象晉朝陶侃的移鎮廣州,唐朝的郭子儀備邊以服回纥,是重在威名懾敵。

    那麼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象漢高祖識拔韓信,孫權重用陸遜那樣,名氣不大,敵人便不甚疑忌。

     這樣的部署,可使法國錯認為中國對越南局勢,不甚在意,然後乘其不備,水陸大舉,進兵越南,包圍法軍。

    相持日久,法軍力不能支,“外懼德人,内耗兵饷”,隻要稍微許法國一點好處,一定可以和得下來。

    萬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鴻章還在,可以讓他們出面轉圜談和,對國體亦無大損。

     雖是紙上談兵,倒也頭頭是道。

    奏折中還力保廣西、雲南兩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廣西藩司叫徐延旭,山東臨清人,鹹豐十年中了進士,就放到廣西當知縣,号稱知兵。

     過了半個月,山西巡撫張之洞,也上了一個密折作桴鼓之應,認為宜籌兵遣使,先發預防,建議派李鴻章坐鎮兩廣,籌劃一切,同時保舉一批京外文武人才,總計三十九人之多,第一個就是張佩綸。

     這就是李鴻藻一系的清流,所提出的國是主張。

    因為主戰,所以推重左、李,其實左宗棠還是陪筆,所真正重視的是李鴻章。

    但是,李鴻章對和戰大計,卻不肯輕易發言,要看内外情勢而定,交卸事畢,五月裡回合肥老家奔喪去了。

     不久,朝鮮京城發生兵變,攻占王宮,襲擊日本公使館,大院君李星應稱“國太公”,自行專政。

    日本決定以武力處理,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處置明快,直接打電報給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張樹聲,認為中國亦應當立即“派兵船前往觀變”。

    于是張樹聲跟總理衙門議定,派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統領北洋水師記名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領兵到朝鮮平亂。

    南疆多事,東鄰生變,恭王憂勞交并,一下子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當雲南報銷案初起,憂心忡忡,自顧不暇,隻有寶鋆和李鴻藻應付艱巨,自然大感吃力。

     就在這時候,吏部候補主事唐景崧上了一個說帖,李鴻藻一見大喜。

    跟張佩綸一談,唐景崧條陳的辦法,正就是張佩綸所說的“奇兵”。

     于是說動了恭王與寶鋆,決意采納,囑咐唐景崧将說帖代為奏折,由李鴻藻以吏部堂官的身分代奏。

     唐景崧是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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