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棠、李鴻章，擇一以欽差大臣駐紮兩廣，督辦法越事宜。
這一策之下，又有四個綱目，除“集水師”、“重陸路”的軍務以外，又主張“聯與國”，說德法世仇，應該聯德制法，而聯德之道，不妨向德國訂造鐵輪，多買槍炮。
第一策是正，第二策是奇，奇兵之用在聲東擊西，張佩綸和陳寶琛建議：以左宗棠的南洋和李鴻章的北洋兩支大軍，假作全力對付日本，而另簡賢能，“秘寄以滇粵之事”，如彭玉麟、丁寶桢、張之洞都可膺選。
如果說，以左宗棠或李鴻章，出鎮西南，象晉朝陶侃的移鎮廣州，唐朝的郭子儀備邊以服回纥，是重在威名懾敵。
那麼用彭玉麟等人的作用正好相反，象漢高祖識拔韓信，孫權重用陸遜那樣，名氣不大，敵人便不甚疑忌。
這樣的部署，可使法國錯認為中國對越南局勢，不甚在意，然後乘其不備，水陸大舉，進兵越南，包圍法軍。
相持日久，法軍力不能支，“外懼德人，内耗兵饷”，隻要稍微許法國一點好處，一定可以和得下來。
萬一用兵小挫，重臣如左宗棠，李鴻章還在，可以讓他們出面轉圜談和，對國體亦無大損。
雖是紙上談兵，倒也頭頭是道。
奏折中還力保廣西、雲南兩藩司，滇藩就是“唐拚命”，廣西藩司叫徐延旭，山東臨清人，鹹豐十年中了進士，就放到廣西當知縣，号稱知兵。
過了半個月，山西巡撫張之洞，也上了一個密折作桴鼓之應，認為宜籌兵遣使，先發預防，建議派李鴻章坐鎮兩廣，籌劃一切，同時保舉一批京外文武人才，總計三十九人之多，第一個就是張佩綸。
這就是李鴻藻一系的清流，所提出的國是主張。
因為主戰，所以推重左、李，其實左宗棠還是陪筆，所真正重視的是李鴻章。
但是，李鴻章對和戰大計，卻不肯輕易發言，要看内外情勢而定，交卸事畢，五月裡回合肥老家奔喪去了。
不久，朝鮮京城發生兵變，攻占王宮，襲擊日本公使館，大院君李星應稱“國太公”，自行專政。
日本決定以武力處理，中國駐日公使黎庶昌處置明快，直接打電報給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張樹聲，認為中國亦應當立即“派兵船前往觀變”。
于是張樹聲跟總理衙門議定，派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統領北洋水師記名提督丁汝昌，道員馬建忠領兵到朝鮮平亂。
南疆多事，東鄰生變，恭王憂勞交并，一下子病倒了，而景廉和王文韶又正當雲南報銷案初起，憂心忡忡，自顧不暇，隻有寶鋆和李鴻藻應付艱巨，自然大感吃力。
就在這時候，吏部候補主事唐景崧上了一個說帖，李鴻藻一見大喜。
跟張佩綸一談，唐景崧條陳的辦法，正就是張佩綸所說的“奇兵”。
于是說動了恭王與寶鋆，決意采納，囑咐唐景崧将說帖代為奏折，由李鴻藻以吏部堂官的身分代奏。
唐景崧是廣西灌陽人，對越南情勢，原有了解，加以跟越南的貢使，詳細談過，所以這個折子在慈禧太後看來是“内行話”。
唐景崧說“救越南有至便之計”，就是重用劉永福。
此人的名字，這幾個月來，慈禧太後已經聽多了，但問到他的生平，沒有人能說得完整，所以看到唐景崧談劉永福，格外注意，隻見寫的是：
“劉永福少年不軌，據越南保勝，軍号‘黑旗’。
越南撫以禦法，屢戰皆捷，斬其渠魁，該國授以副提督職，不就，仍據保勝，收稅養兵，所部二千人，不臣不叛。
越南急則用之，緩則置之，而劉永福亦不甚帖然受命。
去歲旋粵谒官，則用四品頂戴，乃昔疆吏羁縻而權給之，未見明文，近于苟且，且越人嘗竊竊疑之，故督臣劉長佑有請密谕該國王信用其人之奏。
臣維劉永福者，敵人憚懾，疆吏薦揚，其部下亦皆骁勇善戰之材，既為我中國人，何可使沉淪異域？觀其膺越職而服華裝，知其不忘中國，并有仰慕名器之心；聞其屢欲歸誠，無路得達。
若明畀以官職，或權給其銜翎，自必奮興鼓舞；即不然，而九重先以片言獎勵，俟事平再量績施恩。
若輩生長蠻荒，望阊阖為天上，受寵若驚，決其願效馳驅，不敢負德。
惟文牍行知，諸多未便，且必至其地，相機引導而後操縱得宜。
可否仰懇聖明，遣員前往，面為宣示，即與密籌卻敵機宜，并随時随事，開導該國君臣，釋其嫌疑，繼以糧饷。
劉永福志堅力足，非獨該國之爪牙，亦即我邊僥之幹城也。
”
唐景崧所謂“發一乘之使，勝于設萬夫之防”，有這樣的妙事，慈禧太後自然心動，但這“一乘之使”，難得其選。
再看下去，不覺欣慰，唐景崧“以卑官而懷大志”，願意自告奮勇，那就再好不過了。
于是第二天召見軍機，她首先就談到這件事：“這唐景崧倒是有心人，難得！他是那一年的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