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五章

山西失守的奏報尚未到京，北京先已從外國的電報中，得知詳細情形。

    朝廷大震，言路大嘩，翁同和與在京的曾國荃，主張設法轉圜求和，但以清議憤激，連恭王都不敢附和了。

     醇王左右的人獻議，仿照吳長慶朝鮮平亂的辦法，以“越南嗣王被弑，禍亂方殷的理由，”降旨派兩廣總督張樹聲，“統帶兵勇，直赴順化，相機勘定，令該國擇賢嗣位。

    ” 此外又派吳大澂幫辦廣東軍務，北洋水師統帶丁汝昌聽候張樹聲調遣。

    加上已到廣州，正在虎門布防的彭玉麟和左宗棠所派，已在中途的王德榜一軍，足可與法軍大大地周旋一番了。

     但是，請纓氣壯的張樹聲忽生怯意，打了個電報回京，說越南順化海口，久為法軍占據，廣東亦并無軍艦可以運兵。

    如果由欽州越十萬大山到越南，路僻難行，仍舊打算繞道廣西龍州出鎮南關。

    同時李鴻章亦舍不得放丁汝昌到廣東。

    不是不舍丁汝昌，是舍不得丁汝昌所統帶的七艘兵艦，因而以北洋密迩京畿，根本重地，不能不嚴加防守作借口，提出異議。

     這一下，不惜一戰的計劃，大大打了個折扣，而且也很明白地顯示出來，戰守大計，關鍵是在李鴻章身上。

    恭王當然不願打仗，但有醇王在，不便公然倡議，便動用他預先埋伏的一着棋，跟李鴻藻談妥，派張佩綸到天津，跟李鴻章當面商談。

    問一問他，如果跟法國開戰，到底有沒有緻勝的把握？ “怎麼談得到把握？幼樵，你亦是知兵的，倒想想把握在那裡？”李鴻章說：“唐、徐二人，照我看，無甚用處，不過你們大家捧他，我亦不便多說什麼。

    ” “老世叔！”張佩綸隻好老實請教：“然則計将安出？” “難，難！将來不知如何了局？壞事的就是劉永福，偏偏又加上一個大言炎炎的唐薇卿，局勢搞僵了。

    ”李鴻章又說：“唐薇卿出關之前，先去看曾沅甫，沅甫大加激勵，資助行裝，才得出關。

    然而沅甫現在持何論調？你在京裡總知道。

    ” “我也是聽翁叔平所說，翁曾頗為接近。

    ”張佩綸答道：“曾沅甫的論調，大緻三點：第一、宜恤民生；第二、越事不可動兵；第三、聽言宜有選擇，不可輕發。

    ” “這三點，确是有道之言。

    民生宜恤，實不其然？直隸現在鬧水災，如果還要征遣調發，民命何堪？越事本不宜動兵，可見這話不是我一個人說。

    至于聽言宜擇，當然是指言路而言。

    老世侄，清議有時不免誤國，前東黨禍，不可不鑒。

    你我世交至好，我說這話，你不要動氣。

    ” 如果是别人說這話，張佩綸非動氣不可，但對李鴻章，隻有報之以苦笑。

     “局面實在很難，朝裡的情形，我亦曉得，醇王‘見人挑擔不吃力’，總有一天會後悔。

    這是後話，眼前不必去談它。

    照上頭的意思看，逆耳之言，未見得有用。

    幼樵，你倒說，蘭荪是怎麼個打算？” 李鴻章說話，一向有條理，但這幾句話，雜亂無章。

    張佩綸不知他用意何在？想了一下，依然隻好求教：“原是要跟老世叔讨個主意。

    ” “我的主意沒有用，曾劼剛在巴黎，跟法國政府鬧得很僵，想越事能在巴黎了結，已成奢望，如今隻有堅持待機。

    ” “堅持待機。

    ”張佩綸将這四個字重重念了一遍，連連點頭。

     “如今大家都談洋務，到底有多少人懂得外國？”李鴻章在張佩綸面前，倚老賣老，以發議論作諷勸：“我們天朝大國，唯我獨尊的念頭，早該收拾起來了。

    并世東西洋各國，敢于欺侮人，也不全靠船堅炮利，人家也講策略、講道理。

    雖然國情不同，萬國公法，是必得守住的，不守萬國公法，他國縱使想幫忙也幫不上。

    所以，我們跟人家辦交涉，要請人幫忙，想蹈瑕乘隙揀人的便宜，要先懂萬國公法，不然處處授人以柄，到要講理的時候，就講不過人家了。

    目前，這一層上頭，真正沒有幾個人懂，真教我着急。

    ” “老世叔這話，”張佩綸說，“自是有感而發，不妨明示，我們在總理衙門，也好留神。

    ” “凡事總要先朝壞處去想。

    兩國交戰，常有之事，不過總有和的時候。

    從古以來，幾曾見兩國之間，數十年幹戈不息？若有其事，亦必是兩敗俱傷。

    ”李鴻章說，“現在談到越事，我說句粗魯的話，你們是拆爛污的人，我是替你們揩屁股的人。

     不過拆爛污也有拆法，總不能拿屎盆子往自己頭上扣。

    ” 說到這裡，張佩綸大為動容，七分惶恐，三分羞惱，正一正臉色，帶着責問的語氣說：“老世叔何出此言？” “你不明白是不是？說到這上頭，我明白，曾劼剛更明白，他為什麼一再打電報回來，說是隻好暗中接濟劉永福？他的主張對不對不說，這樣做法是有深意的，為了将來議和，法國抓不住中國的辮子。

    ”李鴻章說到這裡停下來問道：“幼樵，你說法國在越南用兵，有些什麼好處？” “無非割地賠款，淪為附庸。

    ” “割地有之，賠款如何？越南賠不出兵費，真所謂‘不怕讨債的兇，隻怕欠債的窮’，法國難道就空手而回？” “莫非……，”張佩綸恍然大悟，“莫非法國要将賠兵費的責任套在中國頭上？” “正是！”李鴻章點點頭說，“你算明白了。

    人家千方百計要套上來，你還伸長脖子唯恐他套不上，豈不是太傻？目前調兵遣将的廷寄，頗有洩漏出去，落在新聞紙的訪員手裡，大登特登的。

    将來交涉追究到責任，我們自然可以不承認。

    但如說下诏宣戰，或者用‘明發’激勵軍民，煌煌上谕，天下共見，要想賴都賴不掉：那時候人家求索兵費，請問何詞以對？” 果然，照李鴻章所說，如果公然宣戰，脫不了責任，豈不是拿屎盆子往自己頭上扣？張佩綸大為領教，當即表示： “以後我在總理衙門，這方面倒要下點功夫。

    ” “對了！正該如此！”李鴻章很欣慰地說，“我可以送你幾套書，着實是經世緻用之學，幼樵，你在總理衙門跟洋人打交道，總要記住四個字：站穩腳步。

    尤其是講到交戰，千萬不可先開釁。

    萬國公法上最講究這一點，切記！切記！” 就這樣長談了兩日，張佩綸才知道軍務一無把握，回京複命，不敢再一意主戰。

    指派岑毓英派兵直赴越南京城順化定亂之議，不再提起。

    事實上岑毓英亦不敢冒失，上折表示異議，說雲南是西陲的門戶，關系緊要，而且出關伊始，軍心未定，不便舍近圖遠。

    這條“奇計”，就此擱置了下來。

     轉眼新年。

    皇帝臨馭，正逢十年之期，慈禧太後亦整整五十歲了。

    皇帝親政、大婚、太後萬壽三件大事，已有人在談起，隻是邊疆不靖，不敢公然談論。

    所以盡管新年裡風和日麗，上上下下卻都打不起興緻。

     也許，唯一的例外是曾國荃，到底得遂心願了。

     正月十二，兩江遞來一道奏折，左宗棠奏請開缺。

    他的眼疾相當嚴重，上年十月裡就曾上奏辭官，奉旨賞假三月調理。

    假滿未見痊可，在這個時候，自然以引退為上策，奏折中的話，相當懇切。

    為了表示堅決求去，還加了一個“擇人自代”的夾片： “兩江地大物博，全賴得人而理，而人才由曆練而成。

    如果質地端方，志趣向上，則制治有本，将來成就，亦必卓有可觀。

     竊見安徽撫臣裕祿，操履笃誠，寬宏簡重，懋著才猷，在疆臣中實罕其比。

     漕督臣楊昌濬，守正持平，性情和易，而曆任繁劇，均得民和，臣與共事多年，知之最深。

     前兩廣督臣曾國荃，任事實心，才優幹濟，遇中外交涉事件，和而有制。

    去任之日，粵中士庶，讴思不替，遠人敬之。

    ” 保舉人才有“正陪”之分，刊在第一名的，自然是 “正”。

    慈禧太後亦知裕祿其人，他是鹹豐初年，湖北巡撫崇綸的兒子。

    崇綸有兩個兒子，老大叫裕德，德勝于才，有名的不通的翰林，讀《史記·封禅書》，茫然不解，稱之為“仙書”。

    但是老二裕祿，卻是旗人中的能員，以筆帖式當到司官，外放為熱河兵備道，升調安徽藩司。

    同治十三年就當安徽巡撫，年紀還不滿三十。

     那時安徽有個土豪，就是為勝保招撫的李世忠。

    此人雖然官拜提督，而賊性不改，盤踞淮揚，陸通鹽枭，水通湖匪，聲勢驚人。

    因為他原名兆壽，所以外号“壽王”。

     李世忠有個死對頭，就是陳國瑞。

    但陳國瑞是醇王的愛将，有此奧援，自然占了上風。

    因此，李世忠益發仇視官府，有起事造反的密謀。

    但兩江多湘淮百戰的老兵，一旦有警，荷戈而起，占不了便宜，所以李世忠改在河南招兵買馬。

     日子一久，風聲外洩，裕祿密疏請誅李世忠，以絕後患。

     朝命相機辦理，鄭重告誡，不可打草驚蛇，激出變故。

     由于李世忠的黨羽衆多，裕祿當然不能公然進剿，與幕友密議，定下了一條智取之計。

    正好李世忠由河南回安徽，經過安慶，裕祿便下了個帖子請他赴宴。

     酒到半酣，裕祿取出密旨，叫人念給李世忠聽，同時埋伏着的親兵一擁而上，縛住李世忠，就在督署後園一刀斬訖，買棺盛殓。

    等一切妥帖，才通知李世忠的家人，說是奉旨處分，但為顧全李家顔面，不必明正典刑，對外隻說筵前暴斃，此外還有一筆撫恤。

    問李家的意思如何？ 李家還能有什麼話說？蛇無頭而不行，烏合之衆的黨羽，難道還敢糾衆造反？李家反倒感激裕祿的曲曲周全。

    一場隐患，消弭無形，裕祿的處置，朝廷激賞，同官推服，就此出名。

    安徽巡撫一當十年不倒，并且能将左宗棠敷衍得推心置腹，薦以自代，手腕也真不弱了。

     因此，慈禧太後在準許左宗棠開缺，賞假四個月的回籍養病的同時，就派裕祿署理，并兼置辦理通商大臣。

     左宗棠有薦賢的附片，外面并不知道。

    因此，這番朝命，頗予人以突兀之感，也可說是意外之感。

    兩江總督幾乎可說是疆吏中第一要缺，裕祿的資望，實在不足以當此重任。

    雖說主持東南海防的南洋大臣，并未派裕祿兼署，意示朝廷将另簡重臣接替，但是南洋大臣究竟不比北洋大臣自成局面，如非由江督兼任，便很難有所為。

     另一方面，亦有人以為當此局勢艱難之際，左宗棠引退，迹近畏難躲避，言路上不滿的更多，上折“請旨責以大義，令其在任調理”。

    這也就等于表示，在這個時候應有負威望的元勳鎮守兩江。

    “聞鼙鼓而思将士”，于是從慈禧太後到軍機大臣，一緻認為應該讓曾國荃去當兩江總督。

     曾國荃署江督，裕祿回任安徽巡撫的上谕明發時，岑毓英已經出關，王德榜在湖南永州招募的八營新軍，将到龍州，而法國軍隊，分分水陸兩路逼近北甯，大戰爆發在即了。

     岑毓英是十一月裡由昆明啟程，八擡大轎，緩緩行去，走了半個月才到蒙自。

    由此往南，進入越南邊境，路上就苦了，一路披荊斬棘，抵達保勝，跟雲南巡撫走馬換将，唐炯回省，岑毓英接替主持防務。

     行轅設在一座關帝廟内，地方不大，岑毓英每天就在大殿上召見部将，接見越南官員。

    細細詢問之下，才知道局勢不妙，于是星夜拜折，陳明困難： “山西既失，越事愈加棘手，法人可由興化、宣光分道犯滇，且興化城在江邊，形勢山西尤為難守。

    宣光無兵駐守，更屬堪虞，必須面面兼顧。

    而由蒙自至興化，陸路一千六百餘裡，由開化至宣光，陸路一千二百餘裡，即有蠻耗至保勝，亦有四百餘裡，皆偏僻小道，路極崎岖，沿途人煙稀少，猛獸甚多。

    軍士裹帶行糧，披荊斬棘，跋涉維艱。

    自蠻耗至保勝，雖水路可通，僅有小船二三十隻，可裝兵三四百人，往返一次，必需十餘日。

    若由保勝水路至興化，往返必需三十餘日，欲速不能，臣焦灼萬分。

    再三籌劃，隻有水陸并進。

    爰派記名提督吳永安統帶三營，馳往開化。

    督同前派分道出關之副将陳安邦等三營，共合六營，由河陽馳赴宣光，擇要駐防。

    其餘總兵馬柱、雷應山等各營，由蒙自陸續進發，臣帶親兵小隊，駕輕舟先行前進，于十二月十一日馳抵保勝。

    與唐炯面商分布，意見相同。

    現據記名總兵丁槐，參将張永清等禀報，已于興化城外扼紮防堵。

    主事唐景崧所帶兵勇，自山西退至興化，已于十二月初四日繞道撤回北甯。

    南将劉永福駐興化，惟大炮全行失落，各項小槍，亦多遺失。

    興化上遊之清波、夏和等縣，教民紛紛變亂，文報幾至阻塞。

    臣等現切囑總兵丁槐等多方預備，嚴密附守。

    又派知縣李豔枝等二營往清和、夏波駐紮安民，并分給湖永福快槍子藥，俾資整頓，令其嚴束所部，恪遵紀律。

    又行文南官，革除苛政，收拾民心。

    俟總兵馬柱等各營到時，臣毓英即親往興化一帶，查勘布置。

    一有頭緒，即由興化旁出宣光，督促提督吳永安等，相機前進，并與廣西撫臣徐延旭聯絡會商，和衷共濟，仰副聖意諄諄告誡之至意。

    其保勝、興化一路，滇軍與劉團共事，須得兩軍信服之員，駐紮調和，拟将臣毓英胞弟，二品頂戴分省補用道岑毓寶調來，協同照料。

    ” 這是岑毓英重視劉永福，苦心布置的一着棋，因為劉永福與滇軍并不和睦，這是陣前大忌。

    而此外的困難還多： “聞此番法人以全力經營，又加越南各處從教匪黨，已有一萬數千人，船多炮利，勢頗猖獗。

    滇軍既無輪船，又少大炮，挽運更難，必須廣東、福建水師有兵輪攻擊越南海防，以分賊勢；廣西、雲南增兵添饷，通力合作，水戰陸戰，各盡其長，方可迅圖恢複。

    而廣東、福建各有應守海口，不識兵輪，能否分撥？臣等不敢妄拟，應如何辦理，出自聖裁。

    ” 由廣東、福建調撥兵艦，自水路進擊，也是徐延旭的希望，無奈事實上辦不到。

    朝廷接得岑毓英的奏報，對這個要求，根本不提。

    但“邊外備軍，必當有所統攝，以一事權”，所以明定邊防各軍，包括徐延旭的部隊，統歸岑毓英節制調度。

     當然，岑毓英所最看重的是黑旗軍，而劉永福所最看重的是唐景崧。

    因此，岑毓英将唐景崧請到保勝，替他制了全副冬裝，補送薪水，每日設宴，奉為首座。

    這一番刻意籠絡，使得唐景崧感激涕零，自告奮勇，為岑毓英去向劉永福規勸，與滇軍和衷共濟。

     劉永福受盡官軍的氣，提起來就會咬牙切齒，所以唐景崧不得不用手段，摸透血性男兒的性情，苦勸以外，責以大義，甚至言語相激。

    近乎灰心的劉永福腸子終于又熱了起來，表示暫時一切都隐忍，等好好打一兩場勝仗，大家再算帳。

     經過這一番疏通，岑毓英開了年才乘舟東下，駐紮距興化三十裡的嘉榆關，劉永福由唐景崧陪着來見。

    岑毓英陰鸷沉毅，城府極深，知人處事，另有一套不易測度的手腕，他看劉永福是個草莽英雄，想用“七擒孟獲”的辦法來收服他。

     因此，等劉永福一到，先臨之以威，材官親兵擺隊，刀槍如林。

    但劉永福倒也不大在乎，雖微有怯意，并非見了武器害怕，隻不過象新郎官拜堂，覺得過于受人注目而已。

     當然，岑毓英擺這個場面，是為了襯托他對劉永福的降尊纡貴，降階相迎，親熱異常，口口聲聲喊着劉永福的号：“淵亭、淵亭！”劉永福是預先聽唐景崧教導過的，稱他“大帥”，也行了大禮，岑毓英遜席相謝，長揖相答。

     “我本來可以早一天到的。

    大前天下船，忽然天昏地暗，疾風暴雨，看樣子船都會沉，隻好上岸。

    ”岑毓英神色自若地說：“到了前天下船，又是這個樣子，看來是有靈異，我就叫人取了一張黃紙來，親筆朱書四個大字‘諸神免參’。

    向空焚化以後，淵亭，你知道怎麼樣？” 劉永福老實答道：“我不知道。

    ” “說也奇怪，就此雲開日見，風平浪靜，才開的船，不過耽誤了一天工夫。

    淵亭，”岑毓英似乎很認真地說：“你下次出門，如果遇着這種情形，不妨照這樣子做，自然化險為夷。

    ” 這意思是說，劉永福将來也會象他那樣，封疆開府，當到一品大員，冥冥中有諸神呵護。

    劉永福自然懂他的恭維，卻不覺得高興，反而深深歎口氣。

     “淵亭，你何以長歎？” “大帥！”劉永福答道：“我決沒有大帥的福分，生來是苦命。

    ” “我也是，從小父母雙亡，是姑母撫養長大……。

    ” 接下來，岑毓英便又談他的身世，卻離不了鬼話。

    如何七歲得病而亡，如何身到森羅寶殿，如何不肯喝“孟婆湯”，如何一提岑毓英的名字，閻王大驚失色，呵斥小鬼亂提貴人，又如何令判官送他回陽？ 劉永福靜靜地聽着，兩個人的臉，除了膚色極黑相同以外，表情大異其趣，一個十分起勁，一個相當落寞。

    岑毓英看看不大對路，收拾閑話，談到正題。

     “淵亭，你現在有多少人？” “三千二百多。

    ” “編不了多少營。

    ”岑毓英看着唐景崧問：“你看呢？” 劉永福在上谕上稱為“劉團”，認作團練，而邊臣的奏折上稱他為“南将”，現在要正式改編為官軍，這是唐景崧早就跟劉永福談過的。

     于是唐景崧陪着劉永福星夜拔營南下，馳援北甯。

    第二天到了山西北面三十裡的屯鶴地方。

    此處泸江、洮江、沱江，也就是俗稱綠水河、紅水河、黑水河的三水交會之處，所以又名三江口，向來是商賈輻辏的交通要沖，如今因為法軍已占山西，市面極其蕭條，無法補充給養。

    劉永福便即下令，即刻渡過沱江，向東而去，近在咫尺的法軍竟未發覺。

     到了北甯，劉永福不肯進城，十二營都駐紮在離北甯七裡的安豐縣，由唐景崧帶着十幾名親兵，去見黃桂蘭和趙沃聯絡。

     黃桂蘭和趙沃在軍前都稱統領，兩軍分治，一右一左。

    輪官位，黃桂蘭是提督，比趙沃這個道員大得多，但文官的品級比較值錢，而且趙沃是徐延旭的親信，所以北甯防務，是外行的趙沃作主。

    而趙沃又信任一名副将黨敏宣，此人是綠營中有名的一塊“油抹布”，既髒且滑，唐景崧對他早具戒心，見趙沃時有他在座，淡淡地不甚理他。

     “我身子不好，又多病痛，萬裡投荒，真不知所為何來？” 趙沃一面咳嗽，一面吞吞吐吐地說。

     見他那副形容憔悴的樣子，再聽他這番有氣無力的言語，唐景崧的心，先就涼了一半，然而不能不勉勵他幾句：“大敵當前，還要仰仗慶翁的威望……。

    ” “什麼威望？”他搖着手打斷了唐景崧的話，“營官士兵，驕蹇不法，桂軍的饷又比滇軍來得少，實在很難帶。

    老兄，我真想讓賢了！” 聽口氣還當唐景崧有意來取而代之。

    這就話不投機了，而且看樣子也談不出什麼名堂，唐景崧敷衍了一會，随即起身告辭。

     黃桂蘭卻不如想象中那麼不堪。

    他是李鴻章的小同鄉，一口濃重的合肥土話，聽來非常刺耳，不過此人倒知書識字，出口成章，所以話還不難懂。

    加以長身修髯，儀表不壞，唐景崧對他的觀感，比對趙沃好得多。

     他的号叫卉亭，所以唐景崧稱他“卉帥”，略作寒暄，請教戰守之計。

     “薇翁明達，想必已有新聞，趙慶池左右有小人，多方掣肘，教人很難展布。

    ”黃桂蘭首先指責黨敏宣，接下來談他的做法：“我帶右軍，隻能量力而為。

    布置大緻還算周密，北甯城堅可守，等王方伯楚軍出關，再議進取。

    ”王方伯是指王德榜，他以前的官職是福建藩司，所以稱他方伯。

     “卉帥，法國軍隊愈逼愈近，楚軍怕一時到不了。

    ”唐景崧答道：“恕我率直，我看北甯戰守兩不可恃。

    備多力分，紮營太散，呼應不靈，不能戰。

    ” “我原主堅守。

    ” “守亦甚難。

    北甯城雖堅，如今法國的大炮不同了，一炮轟進城，請問守軍何處藏身？” 黃桂蘭聽見這話，不由一愣，掀髯問道：“那倒要請教，計将安出？” “最好在離城數裡地以外的要隘處所，開掘‘地營’，以守野為守城。

    ” “什麼叫‘地營’？” “地營”是滇軍的規制，掘地為坑，深約六尺，大小視地勢而定，坑内四周安上木柱，高出地面一尺許，柱間空隙，作為槍眼。

    柱子上面再鋪木料，上覆泥土。

    這樣不但低不受炮，而且遠處了望，不易發見，可以瞞過敵人。

     “想得倒不錯。

    ”黃桂蘭問道：“出路呢？” “出路在坑後面，開一條斜坡路入坑。

    坑口加木栅，放下木栅，隻要一個人守在那裡，坑内就沒有人出得去，可免潰散之弊。

    ”唐景崧很起勁地說：“如果人多，可以多開數營，地下開槽，各營相通，彈藥糧秣，亦不妨貯存在地營裡面。

    地營之外，又可以開明槽，高與人齊，寬約五尺，長隻一丈，每一丈就應該有轉折。

    為什麼呢？太寬則炮彈容易打中，不過就打中了，也隻是這一丈之地受損害，這就是一丈一轉的好處。

    ” “既有暗槽，又何用明槽？” “明槽是為了便于偵察敵情。

    全在暗坑，敵情不明，亦不是好辦法。

    ”唐景崧又說：“地營之外，最好用槎丫樹枝，用藤裹纏，密排三層，這就是古時候的所謂‘鹿角’。

    倘或在地營四周，埋上地雷，更是有備無患，不過總要遠在本營二十丈以外，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