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五章

上叫人去瞧。

    ” “快！我等着回話。

    ” 李蓮英答應着出了長春宮，找到一個騎馬騎得極好的禦前侍衛，傳宣懿旨，限他半個時辰去瞧了來回話。

     “不用去瞧，是升着他們的國旗。

    ” “你怎麼知道？”李蓮英責備他說：“年輕輕的，别的沒有學會，就學會躲懶。

    ” “李大叔，不信你親自去瞧！洋人的規矩，除了下雨飄雪，每天一早升旗，上燈下旗，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這個樣，錯不了的。

    ” “不會錯？” “錯了，你老憑我是問。

    ” 李蓮英諒他不敢撒謊，便點點頭說：“好吧！你别跟人說什麼。

    ” 雖有了結果，他卻不立即回長春宮，将自己的事情料理停當，取出李鴻章所送的一個金表看了一下，夠了用快馬去一趟東江米巷的工夫，才去回奏。

     “跟佛爺回話，英國、法國、日本、美國、俄國，各國使館都升着他們的國旗。

    ” “真的有這回事！”慈禧太後帶着恨聲，接着倏然擡眼： “德國呢？” 這是數漏了一國，但不能說沒有看明白，也不能答得遲疑，不然就是差使辦得不夠漂亮，李蓮英毫不含糊地答道： “沒有！” 慈禧太後深深點頭，“我想也不會。

    ”她自語似地說：“德國跟法國不和，自然不能替他們高興。

    ” 李蓮英聽在耳朵裡，摸到一點門徑了，原來“佛爺”問各國使館可曾升旗，是要打聽各國使館可是為法國高興？這當然跟越南打仗有關。

    這一陣子慈禧太後的臉色沒有開朗過，此時更見沉重，不能惹她生氣。

    因而特地告誡所有能在慈禧太後說得上話的太監宮女，格外小心，問到外頭的情形，不可多話，更不可瞎說。

     其實，最後的告誡是過慮，慈禧太後連跟李蓮英都懶得說話，她心裡隻不斷默念着盛昱的話：“有臣如此，皇太後皇上不加顯責，何以對祖宗？何以答天下？惟有請明降谕旨，将軍機大臣及濫保匪人之張佩綸，均交部嚴加議處，責令戴罪圖功，認真改過。

    ” 這樣想着，已快上轎出宮了，忽又改了主意，轉臉對李蓮英說道：“先到養心殿！” 這自然是要召見軍機，蘇拉飛快地傳旨叫起。

    軍機上四大臣微覺詫異。

    這天因為恭王奉旨到東陵普祥峪為孝貞太後三周年忌辰上祭，原已傳谕軍機，不必見面，忽又叫起，是何大事等不到明天呢？ “隻怕盛伯熙的折子上說了什麼？”寶鋆猜測着說，“此君好久沒有說話了，聽說今天的折子是他親自來遞的，而且還在朝房裡不走，似乎打算着有他的‘起’。

    不管了，上去再說。

    ” 等見過了禮，慈禧太後開口便問：“北洋有電報沒有？” “沒有。

    ” “有也不會有什麼好消息！”慈禧太後的聲音極冷，臉也繃得極緊，“邊疆處處多事，督撫都是一樣，無非空話搪塞。

    錢花得不少，左手來，右手去，戶部庫裡空的時候居多，談了幾年的海防，效用在那裡？”她的兩把兒頭上的黃絲穗子，盡自晃蕩，“我好些日子沒有舒舒服服睡過一覺了！一想起來，不知道将來有什麼臉兒見祖宗？” 最後那句話，比一巴掌打在人臉上還厲害，從寶鋆以次，不由得都取下帽子碰頭，局促得擡不起臉來。

     “越南的局面不知道怎麼收場？戰也不是，和也不是，就這麼糊裡糊塗，一天一天混了過去。

    怎麼得了？” “奴才等奉職無狀。

    ”汗流浃背的寶鋆很吃力地答奏，“雖說内外的難處很多，總歸軍機難逃失職之咎。

    奴才等實在無地自容。

    ” “也不能怪你們。

    多少年來積習難返了。

    ”慈禧太後欲語不語地，終于歎口氣說：“你們下去吧！” 跪安退出，一個個神色都不自然。

    口中不言，心裡卻都驚疑不定，不知道慈禧太後這番嚴厲的責備，到底因何而發？ “盛伯熙的折子下來了沒有？”寶鋆忽然問起，将軍機章京找了來問。

     “沒有。

    ” “言路上還有誰的折子？” 軍機章京查了來回報：山東道禦史何崇光有一個奏折，亦還沒有發下來。

    同時又帶來一個消息，說慈禧太後原定這天出宮臨幸壽莊公主府賜奠，臨時改期，改到明天了。

     壽莊公主是醇王同母的妹妹，行九，所以通稱為“九公主”，同治二年出降，十四個月以後就守了寡。

    這是慈禧太後指的婚，她内心不免歉然，又因為她是醇王的胞妹，特加優遇，由和碩公主進封固倫公主，賜乘杏黃轎。

    但這些榮典，并無補于寡鸾孤鹄的抑郁情懷，終于一病不起，在一個月前薨逝。

     慈禧太後在九公主初薨時，已經賜奠過一次，這一次是因為二十七天期滿，金棺将奉移墓園，再度親臨奠酒。

    事先傳谕醇王，在九公主府傳膳。

    這是示意要醇王開舉，當然奉命唯謹，但時間過于局促，府中的廚子備辦不及，隻有托李蓮英設法，花三千兩銀子，調集長春宮小廚房和禦膳房的膳夫，利用現成的水陸珍肴供奉。

     這天九公主府中，親貴除了恭王以外，幾乎都已到齊，站過班等候分班行禮，誰知李蓮英傳懿旨：無須進見，各自散去。

    當然醇王因為還要進膳，是不能走的。

     這一切安排，都是為了便于單獨召見醇王，見面先将盛昱的奏折交了下來，同時說道：“你看看，該怎麼樣才能讓他們‘戴罪圖功’？” 醇王接折在手，匆匆看完，内心起伏激動，讷讷然答道：“盛昱的話，正是臣心裡的話，‘我皇太後皇上付以用人行政之柄，言聽計從，遠者二十餘年，近亦十數年，乃饷源何以日绌，兵力何以日單，人才何以日乏？’别的不說，隻說法國好了。

    天津教案到如今十四年了！當時大家能夠知恥發奮，整頓軍備，培養人才，到如今又何緻于要用唐炯、徐延旭、黃桂蘭這些廢物，又何緻于張樹聲要派兵到順化，竟因沒有鐵甲輪船不敢到越南海面？以往如此，将來亦好不到那裡去。

    年富力強的時候，不能為朝廷出力，年紀大了，更沒有指望。

    皇太後如天之德，要責成他們‘戴罪圖功’，以臣看來，實在很難。

    ” “嗯！”慈禧太後在心中考量，有句話要問出來，關系極重，得要仔細想一想，所以這樣說道：“你好好去琢磨琢磨。

     這個折子我先留下。

    ” “是！” “明兒一早你遞牌子。

    ” 這表示下一天還要召見，進一步再作計議。

    醇王等伺候慈禧太後傳膳已畢，起駕還宮，趕回傘子胡同的新居适園，吩咐下人：“馬上請孫大人來！” “孫大人”是指工部左侍郎孫毓汶，在京朝大員中，跟醇王親近是出了名的。

    孫毓汶因為鹹豐末年在山東濟甯原籍辦理團練，抗捐經費為僧王所劾，革職充軍，恭王為此深惡痛絕。

    後來雖以報效軍饷，開複原官，卻始終不甚得意，直到光緒四年丁憂服滿進京，方始遷詹事、升閣學、轉侍郎。

    這自然是醇王的力量，他本人亦并不諱言，隻表示“非楊即墨”，既然恭王對他“有成見”，那麼親近醇王也是很自然的事。

     其實，他是看準了醇王的“太上皇”的身分，必有一天發生作用，所以刻意奉承。

    而預期的這一天，畢竟到了！“王爺，”他說，“上頭的意思不就很明白嗎？這個折子單單隻給王爺一個人看，就是隻打算聽王爺一個人的話。

    ” “我也是這麼想。

    不過，我的情形跟‘那面’不同。

    ”醇王說的“那面”是指恭王。

     醇王自從次子入承大統，非分的尊榮為他帶來至深的警惕，自分閑廢終身，曾上疏自陳心迹：“為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鈍無才之子”。

    而清議言路，懔于明世宗“大禮議”的教訓，深恐醇王将來會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幹政，紛紛建言裁抑，十年以來，仿佛已與實際政務絕緣。

    如今雖靜極思動，但要想如恭王一般以親貴領軍機，卻決不可能，這就是與“那面不一樣”的地方。

     孫毓汶當然知道這層道理，但他另有一套說法：“朝廷少不得王爺，成憲亦未見得不能變更，隻有找幾個肯聽話的人，一樣能大展王爺的懷抱。

    嘉谟鴻猷，有益于國，為天下共見共聞，三、五年以後，水到渠成，誰曰不宜？” 這番話聽來暧昧，其實不難明白。

    他是勸醇王用一般傀儡，自己在幕後牽線，隐操政柄。

    三、五年以後，皇帝親政，大權在握，要請本生父執政，則亦無非就已成之局，化暗為明而已。

     想到深處，醇王怦怦心動，他始終認為民氣可用，而選将、練兵、籌饷如能切實整頓，成效自見，大可跟洋人見個高下。

    隻為恭王過于懦弱，誰都知道他沒有跟外敵周旋的決心。

    既然如此，整頓軍備，毫無用處，自然因循觀望。

    倘或換一個發揚踔厲的局面，人心一變，鼓舞向上，那時候大申天讨，倒要讓大家看看，到底誰行誰不行？ 想得極美，但做起來不容易，“誰是肯乖乖聽話的？”他說：“隻怕連貴同年都未必肯。

    ” 這是指的翁同和。

    一想到他，孫毓汶心裡就不舒服，家世仿佛，而才具自問不知比他高出多少，但論功名殿試遜他一籌，屈居人下，已是莫大憾事，論仕途，為帝師、當尚書、入軍機，又那來這麼好的運氣？相形之下，自己太委屈了。

     不過他亦很機警，知道醇王很敬重翁同和，不敢過分攻擊，因話答話地說：“翁叔平不脫貴介公子的習氣，又自負是狀元，崖岸似高，外謙而内傲。

    王爺早就看得很明白了。

    ” “是的。

    ”醇王躊躇着說：“連他都不能如人之意，那就難了。

    ” “是！很難。

    若要不難，必得走這條路。

    ”孫毓汶的聲音異常沉着：“其實也隻有這條路好走。

    ” “什麼路？” “全班盡撤。

    ” 醇王一驚！“你是說軍機全班盡撤？”他問。

     “是！” “從雍正七年設軍機處以來，還沒有全班盡撤的成例。

    ” “怎麼沒有？”孫毓汶說：“辛酉那年不是嗎？” 辛酉政變是特例，醇王搖搖頭：“那不同！” “例由人興。

    ”孫毓汶說：“而且也得顧六爺的面子。

    ” “這話怎麼說？” “隻看鹹豐五年的例子，六爺一個人出軍機，那碰的是多大的一個釘子？唯有全班盡撤，算替六爺分謗，他的面子才好看些。

    ” “這倒也是。

    ”醇王深深點頭，“不過，對上頭總該有個說法？” “當然。

    王爺不妨這麼說……。

    ” 孫毓汶密密教了醇王一套話，還有最重要的朱谕底稿，便由他在适園的香齋中，閉門草拟。

    弄了一個更次，方始就緒，送請醇王過目。

     接到手裡一看，是這樣措詞： “現值國家元氣未充，時艱猶巨，政多叢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務，必須得人而理，而軍機處實為内外用人之樞紐。

    恭親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繼則委蛇保榮；近年爵祿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謬執成見，不肯實力奉行。

    屢經言者論列，或目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謂昧于知人。

    本朝家法綦嚴，若謂其如前代之竊權亂政，不惟居心所不敢，實亦法律所不容。

    ” 雖是開脫的語氣，仍覺太重。

    醇王到底還有手足之情，不比孫毓汶看恭王是冤家，所以躊躇着說：“似乎不必這樣子措詞。

    ” “非此不可！”孫毓汶用平靜而固執的聲音接口，“近支親貴尊長，而且前後領軍機三十年，不這樣子措詞，豈不顯得皇太後不厚道？” 這樣一說，醇王不作聲了。

    接着再往下看： “隻以上數端，贻誤已非淺顯，若仍不改圖，專務姑息，何以仰副列聖之偉烈贻謀？将來皇帝親政，又安能臻諸上理？若竟照彈章一一宣示，即不能複議親貴，亦不能曲全耆舊，是豈朝廷寬大之政所忍為哉？言念及此，良用恻然。

    恭親王奕-、大學士寶鋆入直最久，責備宜嚴，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茲錄其前勞，全其末路。

    ” 以下就是一段空白。

    因為一二品以上的大員有過失，臣下不得妄拟處分，所以從恭王開始，對所有的軍機大臣，都是隻拟罪狀： “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李鴻藻，内廷當差有年，隻為囿于才識，遂緻辦事竭蹶。

     兵部尚書景廉，隻能循分供職，經濟非其所長。

     工部尚書翁同和，甫直樞廷，适當多事，惟既别無建白，亦不無應得之咎。

    ” 這三小段之下，都留有空白，預備讓慈禧太後自己去填注處分。

    接下來又這樣說： “朝廷于該王大臣之居心辦事，默察已久，知其決難振作，誠恐贻誤愈深則獲咎愈重，是以曲示矜全，從輕予譴，初不因尋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親藩大臣投閑降級也。

    ” 再下面便是一番激勵的話，用“将此通谕知之”六字作結。

     于是第二天一早，醇王坐轎進宮，遵照慈禧太後的指示，遞了牌子，等候召見。

    這天是三月初十，慈安太後三周年的忌辰，除了特派恭王赴東陵普祥峪上祭以外，皇帝在景山壽皇殿行禮，因此，原來仿照同治的故事，皇帝未親政前，應該随同太後召見臣工，而這天卻缺席了。

    這是慈禧太後特意的安排，跟在九公主府傳膳同一用心，為了要避開皇帝召醇王“獨對”，免得洩漏機密。

     當然，頭一起還是召見軍機，隻談了一件事，就是徐延旭在二月十四馳報北甯無恙奏折。

    慈禧太後隻是連連冷笑，未作任何指示就傳谕“跪安”了。

     等軍機一退，立即傳召醇王，養心殿東暖閣門窗緊閉，殿前殿後由李蓮英親自帶人巡視，深恐有人接近窺探。

     這樣嚴密的關防，軍機處自然不知道，但隻聽說醇王獨對将近一個鐘頭之久，而且盛昱、何崇光、劉恩溥等人的封奏，都未交下來，是什麼事觸犯忌諱，留中不發？因而寶、景、李、翁四大臣，都有預感，怕要出什麼大風浪，隻盼恭王能早早趕回京來。

     再下一天，何崇光、劉恩溥的折子都交下來了，非常意外地，所奏竟是無甚關系之事，而盛昱的折子始終未發，這就越顯得有蹊跷了。

    甚至連盛昱自己都有些惴惴不安，怎麼樣也猜不透慈禧太後葫蘆裡賣的是什麼藥？而了解政情，善觀風色的還紛紛向他打聽，這是極有關系的大事，他自然隻字不肯透露。

     因為如此，他在考慮，有個應酬是不是要去？去了必有許多人問到他的封奏，不但不勝其煩，而且窮于應付。

    不去則又失禮，更怕有人猜疑他是“故意”不到，越發會惹起好些無根的揣測。

     想來想去，決定還是去。

    因為一方面固然要表示中懷坦蕩，另一方面實在也想打聽打聽消息，或者可以對自己的這個折子會引起什麼結果，窺知端倪。

     這天三月十二，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文煜為他的兒子志顔完婚。

    文煜在鹹豐初年以辦江北江南大營的糧台起家，是旗人中有名的富戶。

    上年胡雪岩的阜康銀号倒閉，據說倒了他一百多萬銀子，為鄧承修嚴詞參劾，結果查出三十六萬兩，朝旨責令捐銀十萬兩，以充公用，并由順天府按照官款，如數追出。

    一場風險，不僅大事化小，且因不費分文，直可說是小事化無。

    另外的存款，拿胡雪岩所設一家規模極大的藥店胡慶餘堂作抵，所損無多，因而非常高興。

    這場喜事，也就大為鋪張，賀客上千之多。

     上千的賀客中，最為主人所看重的，不是“王爺”而是“都老爺”，有“鐵漢”之稱的鄧承修，雖然彈劾過文煜，卻仍舊為他奉作上賓，親自作陪。

    談不到片刻，隻聽支賓的聽差，高聲傳呼：“盛老爺到！”這就不但主人，連賀客亦無不注目了。

     盛昱是肅親王豪格之後，亦是天潢貴胄，加以少年名士，自視甚高，所以雖是水晶頂子的五品官兒，那昂然直入的氣派，卻不下于一品大員。

     在喜堂上行過了禮，由主人親自領着到西花廳。

    款客之地七八處，西花廳的“門檻”最高，專門接待清流名士，不怕官爵再高，如果不是正途出身而腹有詩書，就不敢踏進門去。

     盛昱是翰苑後輩，但從賓廷憔悴罷官，回到鑲藍旗營房，領一份錢糧度日，每天徜徉西山，尋詩覓句，自遣愁以來，他就成了八旗名士的領袖，聲光極盛。

    加以他那個折子留中不發已有四天之久，料知必有驚人的陳奏，因而一進花廳，立刻就被包圍了。

     大家都在探問，不問的隻有王仁堪、王仁東弟兄，再有個人倒想問，隻是沒他說話的分兒，此人就是張華奎。

    他是北闱的舉人，以等候會試為名，替他父親在京當“坐探”，平時雖奔走清流之門，卻沒有誰當他一個讀書人看待，能夠踏進這座花廳，已近乎“僭越”。

    他也知道名士中脾氣不好的甚多，胡亂插嘴，會受呵責，搞得下不了台，所以自己知趣，隻遠遠坐在一角，伺候顔色。

     但是，他的消息卻比任何人都靈通，因為他有宮裡的線索。

    盛昱的折子，将他的原稿改動了多少，他不知道，但慈禧太後在九公主府及養心殿兩次召見醇王，關防嚴密異常，卻是他知道的。

    參的是李鴻藻跟張佩綸，何須垂詢醇王？如果醇王入見，與此事無關，那麼盛昱的折子又何以四天不下？是不是盛昱改動原稿，又加上什麼花樣，或者措詞過于激烈，會引起什麼大風波，搞得一發不可收拾？ 為此，他相當不安，曾經跟王仁東談過，想托他去打聽。

    王仁東不願這麼做，隻推托事忙，一時沒工夫去見盛昱，此刻盛昱就在這裡，請他便中一問，有何不可？ 這樣盤算着，便找到一個機會，将王仁東拉到一邊，說知究竟。

    王仁東是防着他有此一舉的，心中早有預備，“你别傻！”他說，“衆目睽睽之下，拿他調到一邊咬耳朵，人家心裡會怎麼想？這件事，我們大可在旁邊看熱鬧，不必理他。

    ” 張華奎卻沒有他那份閑豫的心情。

    上次為了奏調張佩綸，弄巧成拙，結成冤家，此番暗中“打虎”，倘或不能得手，反撲相噬，必非敵手。

    但是，這些顧慮卻是難言之隐，無從跟王仁東明說，隻好唯唯稱是。

     “走！”王仁東拉着他說，“他們在談兩廣的邊務，你也去聽聽，看跟令尊在家書中告訴你的情形，有什麼不同。

    ” 于是兩個人慢慢走到西首，隻見炕床上坐的是“壽陽相國”祁嶲藻的兒子祁世長，刑部右侍郎而為“小軍機”魁首的許庚身，兩旁八張椅子上，東面是鄧承修、劉恩溥和盛昱；西面是翁同和的得意門生汪鳴銮和王仁堪。

    椅子還空着三張，卻沒有人去坐。

    王仁東和張華奎也象有些站着的人一樣，扶着椅背。

    傾聽許庚身在談越南的局勢。

     軍機上行走的人，自有等閑所不能知的消息，而他又一向掌管軍務，凡是指授方略的廷寄，大都由他拟筆，因而對于越南的兵力部署，地理形勢，相當熟悉。

    加以他的言語極具條理，娓娓言來，令人忘倦。

     正談得起勁時，文煜家的一名聽差，悄然趨前，躬身說道：“許大人！七王爺請。

    ” 許庚身很從容地點一點頭問：“七王爺在那兒？” “在楠木廳。

    ” “我知道。

    我認得地方。

    說我就去。

    ” “是！” 許庚身正談到黃桂蘭服毒自殺，生死未明之際，站起身來，拱拱手說：“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星叔、慢走！”祁世長拉住他說，“你把黃桂蘭的一條命留下。

    ” “趙沃見死不救，那裡還會有命？”說完，許庚身舉步出廳，去見醇王。

     于是大家又談趙沃，接下來談徐延旭、談唐炯，責備自然甚嚴。

    對于保薦唐、徐的張佩綸，亦有不滿之詞。

     由張佩綸談到張之洞，祁世長透露了一個消息：“聽說張香濤内召，還要大用，看來隻有此君得意。

    ” 巡撫大用，自然是升總督，而要調升，當然是調到西南多事之區。

    岑毓英并無過失，應該不緻于有調動，然則是兩廣了。

     張華奎轉念到此，異常不安，格外留神細聽，隻聽劉恩溥笑道：“張香濤‘八表經營’，自然志在四方，陛見之日，也許會請纓殺敵。

    果然如此，不知朝廷作何處置？” 祁世長想有所言，但看了張華奎一眼，便即縮口。

    這一眼，越讓張華奎心裡發毛，再也待不下去，悄悄抽身，溜出文宅去打聽信息。

     奔走到晚，隻打聽到一個很奇怪的信息，内奏事處傳懿旨，命禦前大臣、大學士、六部滿漢尚書，第二天“遞牌子”。

    這是慈禧太後有所宣谕，但何以不由軍機承旨，内閣明發，而要面谕？這一不尋常的舉措，莫非與盛昱的折子有關？ 第二天一早打聽，還有奇怪的事，傳集禦前大臣、大學士、滿漢尚書的“大起”中，獨獨沒有武英殿大學士寶鋆、協辦大學士李鴻藻、兵部尚書景廉、工部尚書翁同和。

    軍機大臣都不在召見之列，令人很快地想到辛酉年秋天，兩宮太後召見王公大臣，出示朱谕，誅黜全班軍機大臣的故事。

     到了中午，終于有了确實消息：軍機全班盡撤，朱谕中定的處分，恭王是“加恩仍留世襲罔替親王，賞食親王全俸，開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雙俸，家居養疾”。

    寶鋆是“原品休緻”。

     李鴻藻和景廉的處分最重。

    都是降二級調用，兩人相比，李鴻藻又吃了暗虧。

    因為景廉是尚書，從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