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這麼說他。
”慈禧太後說道：“另外有才幹的，肯實心辦事的人，你也該随時替朝廷留意。
”
奏對到此，告一結束。
張佩綸退出宮來，第一件事便是将召見情形，專函告知李鴻章。
信到之日，正好李鴻章與福祿諾簽訂簡約；一共五款，第一款是：中國南界，毗連北圻，法國約明，無論遇何機會，如有他人侵犯，均應保護。
表面上好象尊重中國，實際上是法國變相取得越南的保護權。
李鴻章當然懂得其中的奧妙，但他隻求不賠兵費，其餘都好商量，至于條約的文字，隻要沒有刺眼的字樣，就可以瞞過言官的耳目。
因此，畫押以後，奏報朝廷，曲意解釋：
“自光緒七年以來，曾紀澤與法外部總署，暨臣與寶海、特利古等，往複辯論，案卷盈帙，均無成議，愈辦愈壞。
迨山西、北甯失陷，法焰大張，越南臣民，望風降順，事勢已無可為，和局幾不能保。
今幸法人自請言和，删改越南條約，雖不明認為我屬邦，但不加入違悖語意，越南豈敢借詞背畔？通商一節，谕旨不準深入雲南内地，既雲“北圻邊界”，則不準入内地明矣。
兵費宜拒一節，該國本欲訛索兵費六百萬鎊，經囑馬建忠等，曆與駁斥，今約内載明，不複索償，尚屬恭順得體。
中國許以北圻邊界運銷貨物，足為中法和好互讓之據。
”
這“通商”範圍與“兵費宜拒”，是朝廷特饬辦理和約的要旨，另外還有一點，是要保全劉永福的黑旗軍。
這牽涉到北圻撤軍，最費周章，簡約第二條，就曾規定：“中國南界，既經法國與以實據，不虞侵占，中國約明将北圻防營，撤回邊界。
”但劉永福是否肯撤，大成疑問。
劉永福和黑旗軍的出處，是李鴻章最傷腦筋的一件事。
幾乎上到太後、下到小民，内而軍機處、總理衙門，外而駐法使臣曾紀澤，都認為劉永福和他的部屬，對國家不但過去大有功勞，将來還大有用處，所以從馬建忠自上海陪福祿諾北上準備與李鴻章議和之時起，就不斷有人上奏，包括張佩綸在内，無不要求保全劉永福。
慈禧太後和醇王當然會順應輿情，在指示李鴻章議和宗旨的四款密谕中，最後一款就專為維護劉永福而言。
己之所受，恰是敵之所惡，李鴻章知道法國人在這一點上是不肯讓步的，如果中國政府不将劉永福視作官軍，依據五款簡約第二款，從北圻撤退，法國就會當“土匪剿辦”，這那裡是保全之道？當然，劉永福自己知難而退最好，無奈這是不可能會有的事。
至于李鴻章個人對劉永福的觀感，倒跟法國人差不多，第一是痛恨，恨劉永福搗亂闖禍，害得和局難成；第二是輕視，斷定劉永福不可能有什麼作為。
李鴻章就滇、桂邊境的整個局勢來看，認為劉永福是一塊被重重圍困，殺不出路來的“孤棋”。
但是孤棋有兩隻“眼”亦可“做活”，從前的兩隻眼是唐炯、徐延旭，這兩隻眼現在變了自身不保的“假眼”，但可能又找到另外兩隻眼，一隻眼是岑毓英、一隻眼是唐景崧。
因此李鴻章在開議之初，就有一個打算，關于劉永福的出處，唯有在和約中不談。
然而何以不談又必得有番話搪塞朝旨和清議，所以複奏的措詞，很費了些苦心：
“至劉永福黑旗一軍，從前法兵單寡之時，屢殪法将，法人恨之，必欲報複。
上年曾紀澤疊與該外部商論，由中國設法解散約束，而法廷添兵攻取，意不稍回。
去冬克山西，黑旗精銳受傷甚多，已受大創。
今春劉永福募四千人援北甯，亦不戰而潰，其禦大敵何怯也，華人專采虛聲，佥欲倚以制法，法人固深知其無能為役。
此次福祿諾絕未提及，我自不便深論。
将來該國另派使臣，若議及此，當由岑毓英、潘鼎新酌定安置之法。
”
這是極言劉永福不能“禦大敵”，且為敵輕視，不值得保全。
接下來，便想借重朝廷的力量，先解決劉永福，免得将來發生沖突，自己經手和約，脫不得幹系：
“目下和議已成，法人必無反複，法兵必漸撤減，滇、桂邊防各軍，亦宜及早切實整頓，凡不得力之勇營，應逐漸裁減，汰無用而留有用。
聞劉永福所部，冗雜騷擾，與越民為仇，實為邊境後患。
拟請旨密饬雲南、廣西督撫，嚴明約束，酌加減汰，預籌安置妥策，俾無生事滋擾，則保全者多矣。
”
這道奏折與議定五款簡約，同時上達禦前。
慈禧太後與當政王大臣倒都沒有話說，但言路大嘩，朝旨命李鴻章應該博采群言，不可稍執成見。
這一來，李鴻章心存畏懼，跟福祿諾還有些附帶的口頭協議，就不敢奏報了。
附帶的協議是由簡約第二款而來的。
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