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招商局的輪船，忽然由黃龍旗換上星條花旗，卻是瞞不過人的，總理衙門接得報告，大為困惑，仔細一打聽，才知道招商局已經被出賣。
雖說是為了防備法國奪船，但事先竟不奏聞，其心何居？實在費解。
因此，總理衙門用電旨詢問：
“從前設立招商局，置買輪船，系奏明辦理。
現聞售于美國，李鴻章何以未經具奏，殊屬非是。
海上轉運，全恃輪船，此舉自因恐為法奪起見，究竟是否出售，抑暫行租給？着據實奏聞。
并随時酌奪情形，設法收回。
”
雖然這通密電，措詞不算峻厲，而且已為李鴻章開了路子，留下餘地，如果是“租給”而能“設法收回”，便可無事。
但也夠他受的了。
顯然的，宰相肚裡雖好撐船，但幾十條輪船，幾十處倉庫碼頭，到底也難吞得下去。
已成的交易，能否取消，自成疑問，而眼前卻不能不先搪塞。
李鴻章找了盛宣懷來，反複推敲了五天，才将複奏拟成。
這通複奏，首先還是婉轉說明招商局的地位：招商輪船局本仿西國公司之意，雖賴官為扶助，一切張弛緩急事宜，皆由商董經管。
至與外人交涉權變之處，官法所不能繩者，尚可援西法以相維持。
這是要表明，招商局的“商董”，有權處置招商局的産業，而對外交涉，由商人來處置，反較官府出面為方便有利。
以下便叙“海疆不靖，局勢日非，華商輪船二十餘艘，駛行洋面，日有戒心。
法人遍布謠言，遇船劫奪，南北商旅鹹以搭傤局船為戒。
”因而不得不換旗，但是：
“細查各國律例成案，凡本國商船改換他國旗幟須在兩國未開釁以前。
黑海之戰，俄商皆懸德美之旗，有二艘換旗于戰事三日前，遂為法人所奪，複有二艘易旗于戰前，暗立售回之據，亦為英國所奪。
布法之戰，兩國商船多售與他國，易旗駛行，事後仍複原業。
若暫行租售，則非實在轉售，他國必不能保護。
”
千回百折，忸怩作态，最後終于道出，招商局是被賣掉了。
至于不事先奏聞朝廷，則已隐約解釋，是為了事機急迫。
不過招商局雖已賣去，卻可收回：
“美國旗昌銀行主，願将招商局産，悉照原值銀五百二十五萬兩，統歸該行認售，該行以銀票如數抵給。
他日事定，将銀票給還，收回船棧，權操自我，仍可改換華旗。
道員馬建忠素習洋文，熟谙公法，前委赴滬會查招商局務，該員就近與戴恩及旗昌反複商論，戴恩力保中法事定，可以原價收回，旗昌亦誓言，決不失信，故于價值亦不計較。
”
這就要談到責任了，到底此事是誰作的主？李鴻章是這樣說：
“馬建忠偵知法事叵測，遂毅然決然，獨肩其責，因與衆商定議，訂立合同，将各船棧，暫交旗昌，代為經管，換用美國旗幟，照常駛行。
兩面所押契據，銀行期票與股票，按照西國律例，均交律師戴恩收執，日後藉以為憑。
是戰前商船換旗出售，為各國常有之事，中國雖屬創見，而衆商為時勢所迫，亦屬萬不得已。
至将來收回關鍵，馬建忠惟戴恩是問，衆商惟馬建忠是問，節節矜制，斷不容稍有反複。
”
這是一面将責任推在馬建忠身上，一面又替馬建忠開脫。
然而數百萬兩銀子出入的大事，李鴻章如說毫無所聞，那是自欺都欺不過的，他隻好以“當法使議約未成之際，軍事旁午，臣雖知商船暫換美旗，而未悉其詳，是以未遽入告”作托詞。
這樣說法，自嫌牽強，因而再一次使盡吃奶的力氣作官商之辯，論事機之迫：
“且此等事件，華商與洋商交涉，彼此全憑信義；律師既援西例擔保，而官長卻未便主議。
外侮橫加，商情惶迫，數千人身家關系，而官無法以保護之，更無力以賠償之，商人自設法保全成本，官尤未便抑勒。
好在各省公款八十餘萬，商本四百數十萬，皆有着落，事竣可以操縱自如。
但冀法約早定，船棧照議歸還，中國商務複興，更無吃虧之處。
惟聞法人四處偵探，總疑商局輪船，并非實售與美，尚思援西例以乘間攫拿，俾為軍用，美國官商亦惴惴相與隐諱，竭力保護。
此中機括，尚求聖明默鑒而曲原之。
”
這個奏折是由專差送到京裡，投遞總理衙門。
總理大臣已有十三員之多，除奕劻以外，掌權的隻有三個人：閻敬銘、許庚身、張蔭桓。
而閻敬銘憂心時局成病，在家休養，許庚身在軍機處極忙，不大到署，所以這些公事都歸張蔭桓看。
張蔭桓才氣縱橫，明敏異常，一看李鴻章這個奏折，支離破碎，不僅不能自圓其說，簡直不成話說。
其中最大的疑窦，就是究為“實售”，還是“代為經管”？未說清楚。
如為實售，則旗昌所開“收票”，應該向銀行收兌，縱為“期票”，兌現亦總有日期，現在交與律師收執，到期不兌，不是白白吃虧利息？
若是“代為經管”，則産權仍屬招商局，旗昌經管營運，一切收益，如何分配？倘說憑幾張不能兌現的“期票”及“收票”，憑空接收價值數百萬銀子的輪船棧埠去做生意，所入盡歸于己，這不是中外古今的奇聞？
至于說事機急迫，倉卒定議，“美國官商亦惴惴相與隐諱”卻總不能說連朝廷也瞞着。
這一點心迹難明，真跳到黃河也洗不清。
如今不說别樣，隻責成李鴻章将“兩面所押契據，銀行期票與收票”，從戴恩那裡收回呈驗，就拆穿了西洋鏡，要他大大的好看了。
張蔭桓以前受李鴻章的賞識，最近受李鴻章的重視，論私誼自然要替他遮蓋，談到公的方面，與法交涉瀕于破裂，保全和局，端賴斯人，亦不宜在此時将他置于言官圍剿的犀利筆鋒之下。
好在當初電旨所責成李鴻章的，亦無非“設法收回”，這一點有了着落，其他可以置之不問。
找個方便的機會，跟慈禧太後回一聲就是了。
誰知這個折子的内容，很快地就洩漏了，盛昱也弄到一份“折底”。
細讀之下，隻覺得李鴻章處處拿洋人欺壓朝廷，隻因為“官法所不能繩”洋人，還可由商人“授西法以相維持”這個借口，便該放縱商人，自作主張。
這樣的想法做法，又與漢奸何異？
不過，他隻是從整個文氣中，有這樣一種感覺，談到西洋的各種律例，買賣規矩，他就不太懂了。
好在有個人可以請教，這個是他本旗的晚輩，名叫傑治，曾跟崇厚當随員，駐留過法國和俄國，西洋的情形相當熟悉。
傑治也說到底是實售，還是代為經管，搞不清楚，“倘是實售，斷斷沒有将來‘将銀票給還、收回船棧’之理，那是另一碼事。
為什麼呢？”傑治解釋：“船是活動的，天天在走，船身機器，都要損耗，出意外沉沒也有常事，雖有保險，到底不是原物。
如何得能如數收回？”
“這樣說，是代為經管了？”
“更不是！”傑治大搖其頭，“代為經管比實售更麻煩，實售隻要價錢談妥了，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快當之至。
代為經管便要談經管的酬勞，管得好，怎麼樣優為酬謝，管得不好，要負點兒什麼責任？有得好談，不是十天半個月能完事的。
”
“那麼，照你看，是這麼一泡貓兒溺呢？”
“這話，熙大爺，我可不敢說了。
”
盛昱懂他的用意，便向他保證：“我不會叙到折子裡去。
你盡說不妨。
”
“照我看，是賣掉了。
隻是怕這塊肥肉，會有骨頭卡在喉嚨，不敢硬吞，等事完了再分贓不遲。
”傑治又說，“折子裡，旗昌付的到底是什麼票子，也弄不清楚，先說銀票，後來又說期票、收票，莫衷一是，這就有毛病。
”
“這三種票子不同？”
“當然不同。
銀票是銀行裡出的票子，就跟咱們中國的莊票一樣，隻要這家銀行信用好，擱長些不要緊，随時都可兌款。
不過，也沒有這樣傻的人，不去兌款，白吃虧利息，若是相信這家銀行，拿銀票取了款，再存在它那裡生息，豈不是好？”
“是啊，毛病越說越多了。
”盛昱很有興趣地問：“期票、收票又是怎麼回事？”
“收票是私人所開。
譬如說，我有一筆款存在英國彙豐銀行，留下簽字式樣，銀行就發一本收票，隻在存款數目以内寫明，憑票付多少就是多少，這就叫收票。
期票也是收票，隻不過要到日子才能取而已。
”
這比中國錢莊憑存折取款，要方便得多。
但盛昱總覺得有什麼地方不妥，将傑治的話從頭細想了一遍，找到疑問了。
“如果我出票，你收票，我又怎麼知道你銀行裡存着那麼多的錢？”
“這自然是憑信用，比較妥當是到銀行裡‘照票’，現在有電報，重洋萬裡，片刻之間亦可以查清楚。
不過‘收票’不兌，總有危險，萬一出票商家倒閉，收不到錢，豈不是自贻伊戚？所以我實在不懂，為什麼要拿契據、期票、收票都交給英國律師收執？”
“這又是搬出洋人來唬人，以為洋人信用好，萬無一失。
如果他呈驗契據，又可以推托，說存在洋人那裡，一時取不到。
”
“那有這回事？”傑治笑道：“這話哄小孩子怕都哄不過。
洋人居間，也不過多拿一份契據副本。
幾百萬銀子的出入，豈能一點憑據都沒有？至于向銀行收銀的票據，更沒有交給律師的道理。
萬一律師跟對方串通好了，起意侵吞，如之奈何？”
盛昱瞿然而起：“我原來就懷疑，怎麼說‘收回關鍵，馬建忠惟戴恩是問，衆商惟馬建忠是問，節節矜制，斷不容稍有反複。
’馬建忠何人，戴恩何人，能擔得起五百萬兩銀子的責任？且不說馬建忠跟戴恩起意勾通，侵盜這筆巨款，隻說馬建忠跟戴恩之中，萬一有個人出了意外，不在人世，則所謂‘節節矜制’豈不是脫了節，如斷線之鸢，無影無蹤？如今聽你所說，根本不合規矩，則所謂‘交戴恩收執’雲雲，完全是架空砌詞。
國家重臣，敢于如此欺罔，莫非真以為皇上不曾成年，可以輕侮嗎？我非參不可。
”
“熙大爺，”傑治提醒他說：“合肥自命懂洋務，實在也是半瓶醋，其中或許有人在欺騙他，亦未可知。
”
“那自然是馬建忠。
我當然也放不過他，而且必得從他身上來做文章。
不過，說合肥受欺，這話倒難苟同，合肥不是易于受欺的人，他屬下也沒有人敢欺他。
”說到這裡，盛昱長歎一聲，“怪來怪去是我錯！”
“這就奇了。
”傑治大為困惑，“跟熙大爺你什麼相幹？”
“我不該參恭王。
”盛昱答道：“如果恭王在樞廷，合肥決不敢如此胡作非為，再往前說，有文文忠在，他更不敢。
如今，大不同羅！”
“那，熙大爺，你是說，他就敢欺醇王了？”
“自然敢。
醇王主戰，跟合肥主張不同，不過，要開仗，也還是少不了合肥，所以醇王也不能不敷衍他。
他是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