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呢？慈禧太後不但大興土木，修三海之不足，還要重興清漪園，不但移駐太上皇頤養之處的甯壽宮，而且經常在乾清宮西暖閣召見王公大臣。
這一切，在恭王當政之日，是不會有的事。
這樣想到頭來，寶鋆忍不住大聲說道：“七爺平時侃侃而談，總說别人不行，誰知他自己比旁人更不行。
”
“這就是我說的，‘看人挑擔不吃力。
’如今老七知道吃力了，想找個人幫他，然而有人不許。
我看，這副擔子，越來越重，非把他壓垮了不可！”
“唉！”寶鋆雙手一攤，“愛莫能助。
”
“話雖如此，你我也不可抱着看熱鬧的心，那怕了解他的苦衷，說一兩句知甘苦的話，對他也是安慰。
”
“六爺！”寶鋆真的感動了，“你的度量實在了不起。
我不如你！有時候想起來不服氣，還要說一兩句風涼話。
從今以後，倒真要跟你學一學才好。
”
“也不光是對人！”恭王慨然說道：“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何況你我？雖說不在其位，不謀其政，關切國事的心，卻是不可少的。
”
因為如此，寶鋆對朝政便常常在有意無意間要打聽一下。
他的故舊門生很多，交遊亦仍然很廣，平時來谒見的人，總以為他退歸林下，是不得已的事，為了避免刺激，都有意避談朝局。
現在他自己熱心于此，别人當然不須再有顧忌，因而朝中的舉措與内幕，在寶鋆不斷能夠聽到。
除了興修三海和萬壽山的消息以外，朝中當前的要政，便是理财，說得更明白些，是如何增加戶部與内務府的收入。
而在這方面，慈禧太後有她的一套主張，與善于理财聞名的閻敬銘的看法，格格不入，君臣之間，常有龃龉。
慈禧太後最熱心的一件事是恢複制錢。
京中原用大錢，恢複“一文錢”的制錢，便須辦銅鼓鑄。
為此曾特地召見戶部尚書翁同龢，面谕該籌三百萬銀子，采辦洋銅。
翁同龢自然面有難色，慈禧太後便又表示，預備将宮中數年節省下來的“交進銀”發交戶部，作為“銅本”，以示率先提倡。
這一來翁同龢隻有硬着頭皮，答應下來，出宮就去看閻敬銘談錢法。
閻敬銘大不以為然，簡單扼要地指出，行使制錢，必先收回大錢。
私鑄的大錢，分量極輕，盡以輸入官府，豈不是白白便宜了奸民，苦了小民？同時京師錢鋪，以“四大恒”為支柱，維持市面，功不可沒。
收大錢、行制錢，造成動亂，“四大恒”恐怕支持不住，那時市面大亂，将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話是一針見血之論，然而醇王亦是打着如意算盤，滿心以為三百萬銀子的洋銅，可以鑄成值六百萬銀子的制錢，一轉手之間，憑空賺了三百萬銀子，修園就不須再動用海軍經費，豈不大妙？
閻敬銘執持不可，說值六百萬銀子的制錢一發出去，錢多銀少，必緻錢賤銀貴，用制錢的是升鬥小民，用銀子的是達官貴人，結果苦了小民，樂了貴人，那就要天下大亂了。
話說得太率直，醇王大起反感，認為制錢的使用，有各種方法，決不緻引起市面混亂。
接着又提到王安石的變法，法并不亂，隻是無謂的阻力太大，以緻不能暢行其法，引經據典，論古證今，雖不能自圓其說，但要駁他卻很困難。
反複研究，最後終于有了成議，籌款照籌，洋銅照購，購到以後，在天津、上海兩地用機器鼓鑄，鑄成存庫，三年以後，察看情形，再定行使之法。
這是個不徹底的辦法，明明是敷衍公事。
照此辦法，不僅不能在制錢上生利，而且先要墊本三百萬，三年以後，方有收回之望，這是什麼算盤。
慈禧太後因此大為不悅，召見醇王，說他為戶部堂官蒙蔽。
同時又談到不辦洋銅，而整頓雲南的銅礦。
這個消息一傳，有人替系獄的唐炯高興，認為他的生路來了。
唐炯是因為中法戰争中，在雲南擅自退兵，被逮到京，定了斬監候的罪名。
轉眼冬至将至，如果“勾決”在内，便活得不多幾日了。
唐炯系獄已經兩年，去年不在勾決的名單之内，得以不死，但亦未蒙特赦，所以看樣子這一年是逃不過的了。
他本人倒還泰然，這年夏天在獄中，寫了一部自己的年譜，一切後事亦早有交代。
不過他的家族親友，當然還要盡營救的全力，尤其是整頓錢法的诏旨一下，有了一線生路。
因為唐炯在四川服官多年，久有幹練的名聲，以後為他的同鄉前輩丁寶桢重用，整理川鹽，頗著成效。
再則，他又當過雲南的藩司與巡撫，如果能用他去經理銅礦的開采與運輸，可以說是人地相宜。
而且雲南采銅所下的本錢，一向是由四川鹽稅項下撥給，凡是這種“協款”，出錢的省分，總是萬分不願，想出種種理由來拖延短解，而如唐炯在雲南，四川就很難耍什麼花樣去“賴債”了。
所苦的是貴州在朝中沒有什麼煊赫的大員，這番可為唐炯出死入生的建議，很難上達天聽。
他的故舊至好，隻有另走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