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二章

在天津老龍頭火車站下了車，袁世凱不回小站的“新建陸軍”營地，騎着馬直馳金剛橋北洋大臣衙門，求見榮祿。

     榮祿是慈禧太後的親信，并有個無可究诘而疑雲重重的傳說。

    大約二十年前，慈禧太後得了一場大病，禦醫會診，束手無策，下诏命各省舉薦名醫。

    直隸總督李鴻章舉薦前任山東泰武臨道無錫人薛福辰，山西巡撫曾國荃舉薦現任山西陽曲縣知縣杭州人汪守正，進京請脈，診斷慈禧太後所患的是“骨蒸”重症，細心處方，漸有起色。

    特降懿旨：“薛福辰超擢順天府尹，汪守正升任天津知府。

    ”這一恩遇，既是酬庸，亦為了地迩宮禁，診治方便。

     照曆來的規矩，帝後違和，所有脈案藥方，逐日交“内奏事處”，供大臣閱看。

    有那深谙醫道的人，總覺得脈案極其高明，處方并不見得出色，甚至有時候有藥不對症的情形。

    日子一久，才知道慈禧太後所患的是一種不能告人的病：小産血崩，經水淋漓。

    皇太後小産是天下奇聞，禦醫相戒，三緘其口，處方下藥，亦就無的放矢了。

     薛福辰和汪守正，到底是讀書做官的，胸中别有丘壑。

    病症是看出來了，既然說不得就不說！托名症象相似，由積勞積郁而起的“骨蒸”，卻将治小産血崩、經水不淨的藥，隐藏在治骨蒸的方子中。

    用“說真方、賣假藥”的訣竅，對症下藥，果然收功。

     這就又出現了一個疑問，如果說慈禧太後是武則天，誰又是“蓮花六郎”？衆口耳傳，就是這位豐神俊逸、最講究衣着的榮祿。

     但是，二十年前的榮祿，并未因此加官晉爵，反倒失意了。

    當時南北兩派勢如水火，南派領袖沈桂芬與軍機大臣大學士寶鋆，合力排擠附于北派領袖李鴻藻的榮祿，找個過錯，交部議處，将榮祿山俗稱“九門提督”的步軍統領，一降而為副将。

    榮祿很見機，引疾奏請開缺，閉門閑居，到光緒十二年才外放為西安将軍。

     這是個閑冷的缺分，倒虧他能守得住，一幹八年，直到光緒二十年慈禧太後六旬萬壽，進京祝嘏。

    正好恭王複起，重領軍機，深知榮祿幹才，保他重回步軍統領衙門，兼總理各國事務大臣，第二年調任兵部尚書。

    就此扶搖直上，再下一年升協辦大學士。

    這一年——光緒二十四年，在四月二十三，皇帝下诏“定國是”，決意變法維新的第十天，由慈禧太後授意，升榮祿為文淵閣大學士，實授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直隸總督号為“疆臣領袖”。

    但是，這個缺分的重要，在于兼領北洋大臣，而從光緒初年，李鴻章督直，一意講求堅甲利兵以來，北洋更掌握了舉國主要的兵力，成了真正的“疆臣領袖”。

    慈禧太後派榮祿出鎮北洋，勒兵觀變，下的是一着足以制新黨死命的狠棋！ 榮祿手下有三員大将。

    一個叫董福祥，字星五，甘肅固原的回子。

    同治初年，西北回亂，董福祥亦是其中的頭目之一。

    後來為左宗棠西征最得力的将領劉松山所敗，投誠改編，反而在平回亂中建了大功。

    如今官拜甘肅提督、加尚書銜、賞太子少保。

    所部稱為“甘軍”，是一支骁勇善戰而風紀很壞的騎兵。

     再一個是聶士成，字功亭，出身淮軍，是李鴻章的小同鄉。

    甲午年朝鮮東學黨作亂，中日同時發兵援韓，聶士成随提督葉志超率師東渡，以孤軍守摩天嶺，設伏大敗日軍，陣斬日将富剛三造，算是淮軍的後勁。

    又通文字，曾匹馬巡邊，著《東遊紀程》，亦算是儒将。

    所部号為“武毅軍”，半仿德國式的操法，實力頗為可觀。

     再一個就是袁世凱。

    甲午中日之戰以後，他雖保有浙江溫處道的實缺，卻不願赴任，因為道員升監司、升巡撫，起碼也得十年的工夫，功名心熱的袁世凱，一心隻想走一條終南捷徑。

    于是上個條陳，主張練一支新軍，以矯綠營的積弊。

    當國的李鴻藻和榮祿，接納了他的建議，招募了七千人，就天津以南，土名小站的新農鎮上，淮軍周盛波的舊壘，屯駐操練，名為“新建陸軍”，洋鼓洋号，壁壘一新，深為榮祿所欣賞。

     升任為直隸按察使的袁世凱開始在小站練兵，是光緒二十一年冬天的事，三年下來，卓然有成，因而為康有為所看中了。

    這年六月間，就派人到小站來活動，袁世凱裝傻賣呆，根本不容說客有啟齒的機會。

    這樣到了七月裡，新政展布，如火如荼，皇帝乾綱大振，新黨氣焰愈盛。

    最令朝中大老側目的是兩件事：七月十九，禮部主事王照專折參劾本部堂官懷塔布、許應弢等阻撓他的條陳，不願代奏，結果禮部滿漢尚書、左右侍郎，奉旨一律革職。

    京中各衙門的長官，稱為“堂官”，部裡滿漢尚書、侍郎共是六員，通稱“六堂”，這禮部六堂，盡皆革職，與光緒十年恭王以下的軍機大臣，全班被逐，都是有清開國以來，史無前例的事。

     另一件是七月二十上谕：“内閣候補侍讀楊銳、刑部候補主事劉光第、内閣候補中書林旭、江蘇候補知府譚嗣同，均賞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

    ”一切大政，都由“四京卿”拟議，發号施令，亦由四京卿拟上谕交内閣明發，或交兵部寄遞各省。

    這等于皇帝另外組織了一個政府，原來的軍機處，就象雍正七年以後的内閣一樣，變成有名無實了。

     于是舊黨，實在也就是後黨，通過各種途徑向在頤和園頤養的慈禧太後進言，非采取決絕的手段不可。

    而慈禧太後隻是冷笑，一無表示。

     到了七月二十六，突然有一道電谕：“命直肅總督榮祿，傳知按察使袁世凱來京陛見。

    ”袁世凱是七月二十九到京的。

     這天，八月初五回天津，前後在京逗留了七天。

     “恭喜，恭喜！”榮祿一見面就道賀，“我已經看到八月初一的上谕了。

    ” 原來八月初一有上谕，嘉許袁世凱“辦事勤奮，校練認真”，開缺以侍郎候補，“責成專辦練兵事務，所有應辦事宜，着随時具奏”。

    這不但使得袁世凱一躍而在一二品大員之列，并得專折奏事，直達天聽。

    這是所謂“大用”的開始，非尋常升官可比，自然應該道賀。

     可是袁世凱知道，在這道上谕中，榮祿最重視的是“責成專辦練兵事務”這句話，如今的兵權在榮祿手裡，也就是在慈禧太後手裡，而皇帝想假手于他奪太後的兵權，榮祿就必得為太後為他自己保護兵權。

    這道上谕一發，明眼人都看得出來，後帝母子之間的沖突，已很少有調停的可能，而首當其沖的是自己，也是榮祿！ 局勢如一桶火藥，而藥線在自己手裡，一旦點燃，如何爆出一片錦繡前程，而不是炸得粉身碎骨？這個他從午前十一點鐘上火車，一直到此刻，五個鐘頭的考慮而始終不能委決的大疑難，是到了必須作決定的時候了。

     事機急迫，無從考慮，唯一的辦法就是用他平時信服實行的八字真言：見風使舵，随機應變。

     心裡閃電似的在轉着念頭，口中還能作禮貌上的酬應，“這都是大帥的栽培。

    ”說着，垂手請了個安，表示道謝。

     “不敢當，不敢當！皇上的特達之知，于我何幹？”榮祿問道：“京裡的天氣怎麼樣？” 此時而有這樣一句最空泛的寒暄，大出袁世凱的意料。

    不過略想一想，不難明白，此正是榮祿存着戒心之故。

    自己不必作何有弦外之音的回答，老老實實回答最好。

     “到的那天下雨，這幾天很好。

    不過早晚已大有秋意了。

    ” “嘿，你住在那裡？” “住在法華寺。

    ” 由此開始，榮祿接連不斷地，隻談些毫不相幹的閑話。

    這種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