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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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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即表示,願意送李鴻章一張記明聯軍屯駐地點的地圖。

     然後,瓦德西問起兩宮的消息,又問如何通電。

    李鴻章告訴他說:“由北京到上海,轉漢口到西安。

    ” “貴國皇太後、皇帝,應該早日回京為宜。

    ” “是的。

    貴國大皇帝,亦曾以此相勸。

    不過,”李鴻章答說:“皇上有點膽怯。

    ” 剛談到這裡,慶王奕劻也到了。

    他跟瓦德西是第一次見面,便由李鴻章引見。

    握手以後,慶王開口先說:“我想跟貴統帥締交,已有好些日子了。

    ” 瓦德西亦表示久已仰慕。

    接着慶王大談德國亨利親王訪華,相共遊宴的情形,适與李鴻章大談在德故人的用意相同,都是“套交情”。

     豈知瓦德西老練非凡,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連李鴻章要求發一張與中國官軍聯絡,通過聯軍防區的護照,都不能同意。

    慶王與李鴻章此來,除了一張聯軍占領區的地圖以外,一無所獲。

     李鴻章的煩惱猶不止此,他還懷着一個鬼胎。

    東三省的局勢,越來越糟,這個鬼胎已有掩藏不住之勢,一旦敗露,即令不至于成為張蔭桓第二,首領不保,但身敗名裂,是可以預見的。

     原來甲午戰後,朝中重臣及有權的督撫,都主聯俄拒日,于是光緒二十二年春天,李鴻章奉派以慶賀俄皇加冕專使的身分,帶着大批随員與他的通洋文的長子李經方,到了彼得堡,簽下一份“中俄密約”。

    李鴻章此行,躊躇滿志,向人誇耀:“從此至少可保二十年無事!” 這份“可保二十年無事”——二十年之内,不怕日本侵略的“中俄密約”,一共六條,主旨是兩國共同防日,而條件是“當開戰時,如遇緊要之時,中國所有口岸,均準俄國兵船駛入”。

    這猶在其次,最主要的一款是準俄國在黑龍江、吉林接造鐵路,以達海參崴。

    密約中又記明,這條鐵路由設在上海的華俄道勝銀行承辦經理。

     這條鐵路,後來定名為中東鐵路,由華俄道勝銀行出面建造。

    其中特為撥出一筆經費,總數三百萬盧布,約合一百五十萬美元,準備分三次緻送李鴻章。

    第一筆一百萬盧布,是在光緒二十三年春天,由華俄道勝銀行總辦吳克托穆王爵,在北京當面交給李鴻章的。

     到了這年冬天,俄國因為德國占領膠州,便出兵占領了旅順、大連。

    交涉結果,俄國非強租旅大不可。

    這個交涉中國方面是由李鴻章與張蔭桓所承辦,俄國方面,仍為一直主持對華交涉、與李鴻章關系極其密切的财政大臣威德所經手。

    為了怕夜長夢多,希望早日簽約,威德指定駐華代辦巴布羅夫,向李、張二人各緻一份重禮,總值七十五萬盧布。

     這一次義和團之亂,俄國除了一面派兵在大沽口登陸,參加聯軍以外,一面借口東三省亦有義和團,派兵入侵,八月初六攻占黑龍江省城,将軍壽山服毒自殺。

    八月二十九侵入吉林省城,将軍長順,束手降敵。

    這已經使得李鴻章深感不安了,而最糟糕的是,閏八月初八,俄軍攻入沈陽以後,盛京将軍增祺在李鴻章與瓦德西相晤的四天之前,簽訂了一份以俄文為準的“奉天交地暫約”,一共九款。

    如照此約實行,奉天等于成了俄國的屬地。

    消息傳到北京,李鴻章心驚肉跳,當夜就病倒了。

     西安行在,自亦放不過增祺,電旨嚴斥“着即革職,饬令回京”,下一步當然是“廢暫約”的交涉,為李鴻章更添一大棘手之事。

     在這時候,華俄道勝銀行的總辦,吳克托穆王爵,悄悄到了北京,住在賢良寺,作為李鴻章的上賓。

    看起來,這是為他增加了聲勢,其實,來得很不是時候。

     原來李鴻章對外辦交涉,最怕的一件事就是“合而謀我”,所以未入京以前,就已決定了策略,務必拆散各國,以便于個别操縱。

    當然,這非從俄國方面下手不可,在上海就曾與吳克托穆商量過,因而他一到京,便有俄國首先撤兵之舉,俄國的公使古爾斯,并曾一度離京,作為對李鴻章的聲援。

    可是,各國并不想步俄國的後塵,也看出李鴻章所耍的一套把戲,猜疑日深,反成隔閡。

     如今吳克托穆潛居賢良寺,并引起各國之忌。

    載漪等人闖的大禍,牽涉十一國之多,派兵的亦有八國,盡管俄國異調獨彈,步驟不一,而影響極微,該提的條件,還是照提不誤。

     開議的主要條件,還是在懲兇。

    這一次提出來兩個人,一個在朝廷無所顧惜,一個卻不能不有所顧忌。

     無所顧惜的毓賢,有所顧忌的董福祥。

    手握重兵的悍将,逼急了變生肘腋,真可有覆國之禍。

    因此,西安行在從慈禧太後到剛抵達的榮祿無不憂心忡忡。

     不但李鴻章與奕劻,根據各國公使的意見,電奏朝廷,認董福祥是主要的禍首,而且隐約谏勸,不可容榮祿袒護其人,而且劉坤一、張之洞亦一再有電報到西安,說是英法外交官先後表示,毓賢、董福祥必置諸重典。

    如果董福祥一時不能嚴懲,務必設法奪去他的兵權,攆得遠遠地,方能釋各國之疑。

     正當朝廷疑難焦憂之際,李鴻章又有奏報,說各國已“另備哀的美敦照書,禍将莫測”。

    同時又密電榮祿,說京中謠言,劉坤一、張之洞将被撤任,倘有此舉,将引起各國極大的反感,和議根本無望。

     于是在榮祿主持之下,發了兩道密電:一道是辟謠,亦即等于提供保證,劉、張二人,決不會調動,另外一道,說是“毓賢将置重典”,不過“懿親不得加刑”,是拿毓賢來換載漪等人的命。

    至于董福祥,當然隻有緩緩圖之。

     過了慈禧太後的萬壽,終于下了一道上谕:“甘肅提督董福祥,從前在本省辦理回務,曆著戰功,自調來京後,不谙中外情形,于朝廷講信修睦之道,未能仰體,遇事緻多鹵莽。

    本應予以嚴懲,姑念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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