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報到達西安，軍機處連鹿傳霖自己在内，都知道“若再好勇鬥狠，必有性命之憂”這句話，是對他而發的。
其實，鹿傳霖自己又何嘗不知道，既無可戰之兵，亦無可戰之饷，連紙上談兵的資格都不夠。
不過，慷慨激昂，究不失為沽名釣譽最方便的法子。
如今官到戶部尚書軍機大臣，隻要循分供職，善自養生，再有三五年，何愁不能“大拜”？這樣一想，自然心平氣和，覺得就算發一套慷慨激昂的議論，亦無味得很。
而況眼前便有一大難關，第一年的賠款連攤付利息二千二百萬兩，在西曆明年正月初一，亦即華曆十一月二十二，即須付足，為期不過三個月，如何籌措這筆巨款？大是難事。
經過多次會商，就開源節流兩大端去用工夫，首先想到的是虎神營、骁騎營、護軍營，當初為了整軍經武打洋人，在載漪力争之下，自光緒二十五年起．加補津貼，年需一百四十餘萬兩銀子。
如今吃了敗仗，偃武修文，準備“變通政治”，這筆津貼，當然可裁。
此外，神機營、步軍營添練兵丁的口分，以及滿漢官員、八旗兵丁額外加發的“米折”，凡是戊戌政變以後，打算跟洋人周旋到底，為了激勵士氣而額外增撥的津貼及“恩饷”，一律裁減。
每年可省出來三百萬兩銀子。
其次是南洋、海防、江防、各省水陸練勇以及舊制綠營的各項費用“率多事涉虛糜”，而且經此大敗，足見“難期實濟”，一律酌加裁減。
不過所省減費用的确數無法計算，估計至多亦不過三百萬兩。
節流所得，至多不過每年賠款的七分之二，其餘大數，要靠開源。
難題來了！不管廣東新開辦的房捐、鹽斤加征、“土藥”、茶、糖、煙、酒從重加稅，怎麼樣算也算不出一千幾百萬銀子的額外款項來！
為此曾屢屢集議，但聞一片嗟歎之聲，細帳越算越心煩，最後隻有出之于攤派一途，按省分大小、财力多寡，負擔最重的，自然是江蘇，派到二百五十萬兩；其次是四川，二百二十萬兩；再次是廣東，二百萬兩，以下浙江、江西各一百四十萬兩；然後湖北、安徽等省．以次遞減，最貧瘠的貴州，亦派到二十萬兩。
上谕中特别說明，開源節流各條辦法，“有與該省未能相宜及窒礙難行之處，各該督撫均有理财之責，自可因時制宜，量為變通，并準就地設法，另行籌措”，暗示隻要湊足數目，什麼法子都可以用。
但必須“如期彙解，不得短少遲延，緻有贻誤。
”而緊接着又有句話：“倘期限已屆，而短少尚多，即惟各督撫是問。
”換句話說，是有個折扣在裡頭。
倘或各省攤派，照額收足，而有必須開支的用途，亦可截留一小部分。
※※※
吃過月餅，從行宮到京官的寄寓，都在捆紮行李，準備回京，隻見滿街的車馬伕子。
偏偏西安官場又來個全班更動，因為陝西巡撫升允奉旨特派為前路糧台，由藩司李紹芬護理巡撫印信，由榮祿幕府中外放的臬司樊增祥署理藩司，于是糧道署臬司，西安府升署糧道，另外再派人署西安府，交卸上任，道喜謀差，忙上忙下，大概從唐朝以來，一千多年之中，這個關中名城就從沒有這麼熱鬧過。
啟銮期近，乘輿出東門還是南門，發生了争議。
照路程來說，應該出東門，但有人以為大駕必自北而南，朝廷體制攸關，而且“南方旺氣，向明而治”，所以必出南門。
這一來多費周折，光是出城這一段路程要加出兩倍，而辇道加鋪黃土，亦頗費事，所以議論不定，最後是請慈禧太後裁決。
不用說，體制猶在其次，取旺氣，讨吉利最要緊，面谕軍機大臣：“出南門，繞赴東關，在八仙庵拈香打尖後再走。
”
最先走的是二班軍機章京，前一天啟程，趕到阌鄉，準備接替頭班軍機章京辦事。
第二天八月二十四，天色未明，軍機、禦前、六部、九卿及西安全城文武，均已齊集行宮伺候，當行李登車時，兩宮循例召見了軍機大臣，方始升輿。
辰初三刻，前導馬隊先行，接着是太監，然後是領侍衛内大臣開路，靜鞭之響，黃轎出宮，頭一乘是皇帝，第二乘是慈禧太後，第三乘是皇後，第四乘是瑾妃，都挂起了轎簾，不禁臣民遙瞻，惟有第五乘黃轎的轎簾是放下的，内中坐的是大阿哥。
黃轎之後便是以軍機大臣為首的扈從大員，随後是各衙門的檔案車輛。
首尾相接，一直到十點才過完。
一路上家家香花，戶戶燈彩，跪送大駕，到得南關，地方耆老，獻上黃緞萬民傘九把。
然後繞向東門外，在八仙庵拈香打尖。
飯罷即行，迤逦向東偏北而行，跸道兩旁，又是一番氣象，隻見無數官兒，匆匆趕路。
原來升允先期傳谕，文官佐雜，武官千把以下，在十裡鋪恭送，逾此以上的文武官員，在灞橋恭送。
另外派人點驗，無故不到者查取職名，停委兩年。
所以衣冠趨跄，十分熱鬧。
一過灞橋，轎馬都快了，三點多鐘．頭一天駐跸的骊山宮在望了。
此處已是臨潼縣該管。
但打前站的吳永竟未找到臨潼縣令，再看供應，亦全未預備，不由得困擾而着急，抓住管行宮的一名典史，厲聲問道：“夏大老爺呢？誤了皇差是何罪名，莫非他不知道？”
“吳大人，”那典史哭喪着臉說：“你老别問了，我們都還在找他呢！”
“到底怎麼回事？”
那典史遲疑了一會，毅然決然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