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自信的，而且皇帝亦頗贊賞他的醫道。
呂用賓是京城裡的名醫，口碑極好，如果是他們兩人排為頭班，也許兩個月内就能大見效驗。
誰知将好手排在後面，實不知其意何居？
當然，這是無法去求得解釋的事，而且從這天起，杜鐘駿對皇帝的病情也隔膜了，隻聽說同仁堂到海澱開了分号，因為自從枸杞生蟲，皇帝一怒命奎俊親自到同仁堂配藥之後，内務府就曾面奏，說頤和園離同仁堂很遠，來回路程非幾個鐘頭不可，配藥回來，趕不上吃，不如命同仁堂就近設立分店，最為便當。
皇帝準奏，同仁堂便是奉旨設立分号了。
這樣過了有七八天，杜鐘駿正閑得沒事幹時，内務府忽然派人來通知，說繼祿有請。
趕到那裡，才知是派了他一個意想不到的差使。
“杜大夫，請你來當考官。
”繼祿笑道：“看考醫生的文章。
”
原來皇帝脈案，逐日有人到奏事處去抄了出來，賣給上海各報駐京的訪員，發電報回去，刊登在報上。
端方正在江南考醫生，便以此作為題目，取中二十四卷，特地派專差将此二十四卷送進京來。
奏折上說明：如果賞識那一卷，即派此人進京請脈。
“端制軍可真是會做官！不過，法子也太新鮮了一點。
皇太後說，她也不知道那一卷好？發交吏部陸尚書看，他也不敢作主，那就隻好借重各位的專長了。
”
杜鐘駿也覺得端方有點異想天開，不過，他倒很感興趣，期待着其中或許真有高手，道理說得透徹，用藥别有新意，大可供作借鏡。
所以當即在内務府坐了下來，一卷一卷細細的看。
按說，同一脈案，用藥不緻大相徑庭。
那知不然，二十四卷，起碼有十個不同的說法。
有的說，應該補腎；有的說，應該用六味地黃丸；有的說，當補命火；有的說，要用金匮腎氣丸；又有主張補脾胃的；也有斷言，必當氣血雙補，用參茸之類極珍貴的藥。
其中有一卷最妙，說皇帝的病，應當陰陽并補，所開的藥是十全大補丸。
“都是懸揣之辭。
”杜鐘駿率直陳言。
“沒有一個人搔着癢處。
”
“我想也是！”繼祿說道：“皇上的病，連我們經常在内廷行走的人都弄不清楚，何況遠在上海，隻憑脈案開方子，豈有不是隔靴搔癢的？”
“正是這話。
”杜鐘駿問道：“聽說皇太後中秋吃壞了肚子，一直拉痢。
可有這話？”
“怎麼沒有！”
正說到這裡，另一内務府大臣奎俊闖了進來，探問“閱卷”的結果。
聽了杜鐘駿的意見，隻是搖頭。
“不用說遠在上海，”他說：“就近在咫尺，象頭班張彭年、施煥的藥，皇上吃了毫無效驗……。
”他忽然頓住，欲言又止，是有話想說而有所顧忌似的。
“你說吧！”繼祿比奎俊更無顧忌，“忌諱什麼？”
于是奎俊将哽在喉頭的話吐了出來：“你們在這裡請脈，我早就想跟你們說了，皇上的病，不容易治，你們不請脈更好！”
聽得這話，杜鐘駿驚疑不定，但不便多問，而且料想追問亦不會有結果，隻好當作沒聽見，接續未完的話題，問到慈禧太後的痢疾。
“時好時壞，一直在鬧肚子。
”繼祿答說：“不過不願意大家提這件事而已。
”
“為什麼呢？”
“你想，皇上天天請脈，有脈案發出來，皇太後再病了，豈不影響人心？”
“這樣諱疾總不是辦法！”杜鐘駿說“老年人最怕這個毛病，而況……。
”他也欲言又止了。
“怎麼不說下去？”繼祿催問。
“我也是聽人說的，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說皇太後抽抽這個，是不是？”杜鐘駿做了個抽大煙的手勢。
“你指皇太後抽‘福壽膏’？偶爾抽着玩兒，沒有瘾。
”
“那還好！”杜鐘駿點點頭：“不然，煙痢是最麻煩的。
”
“聽說陸總憲，就是戒煙之後得了痢疾，治得不得法，送掉了老命！”
“總憲”是都察院左都禦史的别稱，從新官制頒布以後，隻設都禦史一員，由原任左都禦史陸寶忠蟬聯。
此人是江蘇太倉人，光緒二年丙子恩科的翰林，循分供職，當到左都禦史。
謹慎清廉，說來是個好官，不幸的是那“一口瘾”害了他。
上年厲行煙禁，京中各衙門官員，準許自行陳請，限期戒斷。
京外大小文武官員，則限定在六個月内戒絕。
半年已過，詳加考查，王公大臣四人，痼癖如舊，王公兩人是睿親王魁斌、莊親王載功；大臣兩人巧得很，都出在都察院。
一個是都禦史陸寶忠，一個是副都禦史陳名侃。
于是軍機大臣奏明，采取了一個很有力的措施，睿、莊兩王所領的各項差使，如都統、前扈大臣、内廷行走等等，盡皆開去，陸寶忠與陳名侃則暫時開缺，一律派員署理，“如能迅速戒斷，仍準照舊複職。
”否則，兩親王革爵，兩大臣革職，決不寬貸。
有此嚴旨，陸、陳二人自然奉命唯謹。
陳名侃的煙戒得還算順利，陸寶忠卻痛苦萬狀。
其實戒煙的方子無其數，陸寶忠一一覓來服用，總無效驗，最後是用涕泗橫流，強忍不顧的“熬瘾”之法，方始戒斷，而元氣卻大喪了。
到得光緒三十四年正月，上奏陳明，戒煙淨盡，仍準回任供職。
但疾病纏綿，拖到四月底不能不自己奏請開缺，過了不幾天，一命嗚呼。
慈禧太後倒是恻然不忍，特命優恤，谥法也不壞，第一字照例用“文”，第二字是個“慎”字。
接任陸寶忠遺缺的，正是在他戒煙時奉旨署理的張英麟，慈禧太後對此人的印象極好。
原來張英麟是同治四年乙醜，在她手裡點的翰林，但上邀慈眷，别自有因。
他是山東曆城人，同治十三年當編修時，與檢讨王慶祺一同被選在“弘德殿行走”，貴為帝師。
那王慶祺品格不端，罔識大體，經常弄些《肉蒲團》、《燈草和尚》之類的禁書，與仇十洲的“春冊”，投穆宗之所好，最後竟帶着大婚不久的皇帝，逛下三濫的窯子，以緻出了一場“天子出天花”的大禍，絕了清朝自太祖以來，父死子繼，一脈相傳的嫡統。
當王慶祺鬼鬼祟祟勾引皇帝時，張英麟看在眼裡，大不以為然，但既不便規谏，亦不便說破，唯有潔身遠行，兼以免禍，上了個奏折請假歸省，在山東老家住到光緒元年，方始進京銷假。
複起之後，張英麟當了十七年的翰林，才以詹事外放為奉天府丞，兼領學政，于是當閣學，轉侍郎，特簡為順天學政。
庚子那年，兩宮西狩，百官星散，唯獨張英麟緊守着學政的關防，等待交替。
第二年召試行在，一直當他的吏部侍郎。
到得改新官制，不分滿漢，張英麟因為在關外多年，熟悉旗務，特授為鑲黃旗漢軍副都統，是清朝開國以來，漢員當旗官的第一人。
※※※
在張英麟接任之前的半年，已有上谕，設置代替國會的資政院，并派貝子溥倫與武英殿大學士孫家鼐為總裁，會同軍機大臣，拟定詳細院章，因而陸寶忠奏請改都察院為“國議會”，以立下議院的基礎。
結果是駁掉了！因為從慈禧太後到張之洞、袁世凱，都沒有意思施行兩院制的立憲政體。
在張英麟接任以後，資政院及各省咨議局的章程，皆已拟妥，而朝廷尚有瞻顧，未曾頒布。
但立憲的呼聲，則已高唱入雲，在上海有好些倡導立憲的團體，有一個叫“預備立憲公會”，首腦是南通狀元張謇、福建解元鄭孝胥等人，電請速開國會，以兩年為限。
更有個聲勢赫赫的“政聞社”，是梁啟超所組織，也是保皇黨的大本營，電請憲政編查館，在三年内開國會。
類此的奏請，除了報紙刊載以外，朝廷照例“不報”，卻抄發了奉派赴國外考察憲政，甫自德國、日本歸來的禮部侍郎于式枚的一道奏折。
于式枚在北洋幕府多年，專司章奏，文字為海内傳誦，所以即使對憲政沒有興趣的朝士，也要仔細讀一讀。
他的奏折中劈頭就說：“臣愚以為憲法自在中國，不需求之外洋。
”隻看這句話，對熱中立憲的人，便是兜頭一盆冷水。
但他的文章，自有不能不令人平心靜氣，細究其故的魔力：“近來訪察群情，詳加研究，編考東西之曆史，深知中外之異詞。
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則定自下而上遵守，此實振古未聞之事，乃為近日新說所宗。
臣曆取各國憲法條文，逐處參較，有其法己為中國所已有而不須申明者，有其事為中國所本無而不必仿造者，有鄙陋可笑者，有悖誕可笑者，有此國所拒而彼國所許者，有前日所是而後日所非，固緣時勢為遷移，亦因政教之歧異。
”
話雖如此，于式枚認為比較可取的是日本憲法。
“雖西國之名詞，仍東洋之性質，自為義解，頗具深心。
”以下引叙上海報上刊布的一篇題為《今年國民為國會請願文》的文章，攻擊“憲政所以能實行者，必由國民經有一運動極烈之年月，蓋不經此，不足以摧專制之鋒”的論調，他說：“各國立憲，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則争，争而不已則亂，夫國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行者曰權；歸之所歸，則利之所在，定于一則無非分之想，散于衆則有競進之心，其名至為公平，其勢最為危險！行之而善，則為日本之維新，行之不善，則為法國之革命。
”
接着撮叙法國大革命及日本立憲的結果，從而議論：“蓋法國則當屢世苛虐之後，民困已深，欲以立憲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亂。
日本則當尊王傾幕之時，本由民力，故以立憲為報，而猶須屢緩其期。
上有不得已之情，下有不可遇之勢，情勢所迫，不得不然。
至于我國臣民，本來無此思想，中國名義最重，政治最寬，國體尊嚴，人情安習，既無法國怨毒之積，又非日本改造之初。
我皇太後、皇上曲體輿情，俯從廷議，特允非常之舉，寬為莫大之恩！疊降谕旨，既極周詳，分定年期，尤為明盡，應如何感頌奮勉，以待推行，豈容欲速等于索償，求治同于論價？”
至此筆鋒一轉，以輕蔑的語氣，大罵主張立憲的記者、教員：“況今之言之憲，請國會者，實為利而不為害，且在士而不在民！其所言報館、學堂，不農不工不商，但可強名為士，未嘗任納稅當兵之責，乃欲幹外交内治之權！至敢言‘監督朝廷’，又或雲‘推倒政府’，讀诏書則妄加箋注，見律令則曲肆譏彈，胥動浮言，幾同亂黨！”因此，于式枚認為：“觀于法國之事，則知發端甚巨，固禍變之宜防。
”但亦不否認：“又觀于日本之事，則知變法方新，亦人情所恒有。
”從而警告：“惟須亟籌補救之策，乃不至成潰決之虞。
”至于補救之道：“惟在朝廷力圖富強，廣興教育，用人行政，一秉大公。
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無從為煽惑之計。
至東南各省疆吏，尤當慎擇有風力、知大體者，随時勸導，遇事彈壓，庶不至别滋事端。
”最後歸結到憲法，主張先“正名定分”，引“日皇所謂‘組織權限，由朕親裁’；德相所謂‘法定于君，非民可解’，”意在言外地表示：“将來的憲法，必當出于欽定，而不可由國會厘訂。
”至于制憲的程序，該等到“将來各處奏報到齊，必須慎擇賢才，詳加編訂，于西法不必刻劃求似，但期于中正無弊，切實可行。
”
如此立論，在守舊派，尤其是攬權日甚的少年親貴，自然擊節稱賞，一般人看來，覺得除掉“頌聖”不免肉麻，批評敢言的記者、教員，持論過苛以外，由于他承認立憲的要求，為“人情所恒有”，所以并未起多大的反感。
至于對宦海升沉特感興趣的人，則着眼于“東南各省疆吏，尤當慎擇有風力、知大體者”這句話，認為是針對兩江總督端方而發，東南督撫，或者會有調動。
這篇文章隻引起批評，并未引起風波，但傳到海外，保皇黨紛紛大嘩。
于是到了六月裡，軍機處接到一個怪電報。
這個電報發自南洋，是個電奏，自署名叫作“法部主事陳景仁”，自道是政聞社社員，電文中将于式枚狗血噴頭地痛罵了一頓，請朝廷“革于式枚之職，以謝天下。
”
“荒唐，荒唐！”張之洞看完這通電報，大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