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太壞，士人們恥于跟這些人同流合污，當然就被外戚拉倒他們的陣營裡。
士人外戚聯合對付宦官最具有代表的一次就是陳藩窦武謀殺宦官未遂反被宦官殺了。
這次窦姓外戚覆滅了，還有新的外戚替代，但是士人們又遭到了宦官新一輪的打擊，不過這并不意味着士人們永無出頭之日了，而是為他們積累下了更多的政治資本。
果然，董卓進京，知道收買人心首先要拉攏士人。
為此董卓不僅為陳藩窦武平反，還啟用了很多黨锢之禍受到株連的士人，這一招對穩定局勢起到很大的作用。
如果董卓不是一再胡作非為，未必就不能成為安定天下的人。
可惜在當時的地方實力派中，董卓隻是個軍閥，很以做個土皇帝為滿足，以為發了财就是享受，有了權力就無所不能了，高興怎麼來就怎麼來。
因為董卓腦子中根深蒂固的土匪思想，所以注定了他不能進入大時代角逐的主場賽。
王允也是受過黨锢之禍牽連的士人，由幹練的地方大員成為新朝廷的重臣。
可以說他在董卓控制下的長安朝廷裡應該是頗受看重的，他能在比宦官時代更黑暗的長安朝廷裡取得董卓的信任，足見其智謀與才幹，然而他并沒有成為安定天下之臣。
本來在聯合呂布除掉董卓之後，王允是繼軍閥之後第一個登上三國曆史的舞台最前台的士人，他是有機會成為大漢王朝士人中權臣的第一人。
但是結果卻是王允在除掉罪大惡極的董卓後，不僅沒有成為安定天下第一人的權臣，甚至正是他那道不肯赦免西涼軍的其他将領的命令，導緻西涼軍更大規模的叛亂，加劇了天下混亂的局面，使得他本人也成了比何進董卓失敗更快的人物。
王允的失敗在于其狹隘偏激，不改其文人性格，太過于情緒化。
亂後初定還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王允對待董卓的部将跟何進袁紹對待宦官有異曲同工之妙。
何進袁紹認為，凡是宦官都該死，王允也認為，董卓親信部将都不該赦免。
結果因為何進和袁紹個人的一時好惡導緻整個局面不可收拾，而王允也是因為他個人一時的好惡，同樣導緻更大的動亂。
情緒化的結果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殊不知，世界上根本就沒有一個群體是鐵闆一塊的宦官裡有親皇家的，有親外戚的，也有同情士人的，甚至還有黃巾軍的人。
同樣，西涼軍的将領也不是個個天生壞胚，不過是大家在一個集團裡生存。
不管是什麼樣的集團，但是一旦這個賴以生存的集團散了，大家都會尋新的出路。
俗話說樹倒猢狲散，樹既然倒了何必将猢狲趕緊殺絕，非要逼散了的猢狲再聚在一起，何況西涼軍根本就是一群狼。
何進袁紹的錯誤就在于，将宦官都當成待宰的豬崽，以為隻要搞定何太後宦官就是捆着的豬。
王允的錯誤也差不多，以為西涼軍将領都是喪家犬，以為狼沒了窩就成了落水狗了，還在幻想着痛打落水狗，狼就闖進家門來了，落水狗沒打成，自己反而成了狼嘴裡的肥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