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紅旗”迎風招展、全國天天載歌載舞歡慶豐收、準備三五年趕超英美的“盛世”時期，我印象最深的卻是挨餓！至今還說不清“三年困難時期”指的是哪三年。
我們這個小鎮從“大躍進”進入高潮的時候每個人就已經開始挨餓了，第二年街道上有時可以看到餓死者的屍體。
有一天早晨天還沒亮我要去學校“早自修”，走在街道上被什麼東西絆倒，一摸冷冰冰的，竟然是一具屍體！吓得我連滾帶爬地沖到學校，半個小時都說不出話來。
大食堂辦不下去了，居民們恢複以前的做法，憑糧證到糧站買米，自己在家裡煮飯吃。
鎮上唯一的一間糧站就在離我們家不遠的地方，每月月底30号或者31号，糧站門口從一大清早就有上千人去排隊，因為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居民們可以提早一天買到下個月的口糧——這“口糧”本來都是大米，也可以買面粉，但現在變成一半是大米，一半是番薯幹。
大米是存放在倉庫裡幾年的已經變了顔色的米，而番薯幹全部發黴，很難吃，也要強迫自己吃，不吃就會餓死。
菜館和小食堂賣飯菜的時候，“飯”是一定要交糧票的，沒有糧票你有多少錢也吃不到糧食。
而“飯”不一定是米飯，經常要配發黴的番薯幹。
有人把米飯吃了，番薯幹實在咽不下去留在飯碗裡，還會挨罵，說是“糟蹋糧食”。
有一天我在糧站附近撿到一張糧票，票額是“1市斤”，拿到家裡，全家人高興了好幾天。
聽大人們說，如果要出門，就要拿着“米證”去糧站換地方糧票，出省還得用地方糧票換全國通用糧票，黑市上全國糧票比地方糧票每斤貴幾分錢。
原來每個月還供應幾塊豆腐和幾兩豬肉，現在都取消供應了。
黑市上還有不用米證或者糧票就可以買到的大米，每斤價格比糧站的高幾毛錢，叫做“黑市米”或者“高價米”。
“困難時期”的時候，每一斤大米漲到兩三塊錢，豬肉每斤十幾塊錢——我們從來不曾買過，所以價格也不太清楚。
我的父母由副業隊安排去糖廠當季節工，有一次帶回來幾個雪白的饅頭，我高興得馬上抓過來一個啃了一口，卻滿嘴是渣，咽不下去，父親告訴我這是用蔗渣做的饅頭，是糖廠“最新的科技成果”。
暑假到了，我和幾個同學去附近的農地裡“搜集”各種農作物自然掉下的葉子，回到家裡把葉子切碎，加點從食品廠的垃圾堆裡撿來的還可以吃的東西揉壓成團，放在臉盆裡蒸煮，成了比糖廠的“最新産品”好得多的各種食物，每一次同學們都吃的津津有味，但有時候吃了以後全部拉肚子拉得一塌糊塗。
伯父留在我們家裡的孩子——老二鄂從小喜歡畫畫，更喜歡雜耍，就是不太喜歡讀書，小學畢業後就自己找到附近的一個農場當臨時工了。
他對祖母非常孝順，經常在下班後到農場一條小溪裡捕撈小魚小蝦連夜回家煮給祖母吃。
我們聞到魚香味躲在被窩裡流口水不敢出聲。
後來小魚小蝦好像都絕種了，鄂有一次看到街道上一隻凍得瑟瑟發抖的老鼠，把它活捉回來殺了給大家打牙祭，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也不管這老鼠是凍的還是被人毒殺的。
伯父婉轉地從鄂在香港的一個表姐寄來一桶豬油，幾件舊衣服，還有一大瓶酵母片。
我們不懂得酵母片是治療消化不良的藥品，吃完以後餓得更加難受不堪。
鄰居們隻要有僑港澳關系的也都是這樣，可能香港人認為酵母片富含蛋白質，可以當糧食吃吧。
我的祖母餓得“水腫”（浮腫）還要請醫生來檢查開證明才拿到一張“供應一斤（500克）米糠粉”的條子，當時聽說米糠粉可以“治療水腫病”，我拿着這張條子到“大食堂”排隊購買，從星期六下午3點排到第二天上午10點才買到——現在講給孩子們聽，沒有人會相信。
祖母終于還是餓死了！米糠粉并沒能救她的命！我的外祖母、大舅父也先後餓死。
古鎮是一個相當完整的小社會，據說姓氏就有一百多個，“百家姓”幾乎全部占盡。
各種“人才”也是應有盡有，三教九流一樣都不缺，包括婚喪喜慶需要的各種“人物”，比如辦理喪事需要給死者穿戴化妝、屍體入殓、擡棺材、儀仗隊、挖墓穴、進棺、填土等等這些平常人不願意做而又必須有人做的活都不成問題，當然，有錢人還會請和尚或道士來給死者念念經、做做“功德”，打打“鬼城”，小孩子最喜歡湊這種“熱鬧”，但這幾年都看不到了——人一死就草草埋葬，棺材也不用了，用死人睡過的草席一卷，叫兩個“土工”擡到山上，随便挖個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