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們就來勁了。
先講了《林海雪原》，接着講《烈火金剛》，後來竟講《薛剛反唐》（我一直搞不清楚這和“政治”有什麼關系）。
有一次林老師在課前給我們變魔術看，人人都擁護，後來隻要上政治課，同學們都要林老師變魔術。
久而久之，我得出結論：政治就是變魔術！
第二個原因則是政治老師教的内容與實際完全不符——《半夜雞叫》這種事我從來就不信，因為我有一位親戚就是個地主，招聘長工的“唯一标準”是考吃飯，凡是食量小的他通通不要，口頭禅是“不會吃飯就不會幹活”。
上初中時我們的政治老師姓潘，我覺得他的水平還是比較高的，第一次給我們上課時就講：“什麼叫做‘政治’？孫中山先生說：‘政治就是管理衆人的事。
’否也！政治就是階級鬥争！”
我還是比較贊同孫中山先生的說法，但覺得還應該加上三個字“正确地”——“政治就是正确地管理衆人的事”，因為“政”字本身就含有“正确”的意思——雖然我不敢公開說出來。
潘老師有時候會順便給我們講曆史故事，當他滔滔不絕地講完“社會發展史”後，我舉手提了一個問題：“老師，這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直到共産主義社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嗎？”
老師回答：“是的。
”
我又問：“對所有的民族都一樣嗎？”
“都一樣，都要走這條道路。
”
“那麼，西藏是怎麼一回事？”
老師想了一下，回答說：“我可以這樣比喻：西藏好像是小孩子，漢族好像大人，大人抱着小孩上樓。
”
“那漢族呢？”
老師回答不出來，說了一句：“你最好少問。
”
我終于知道，原來有一門學科是老師叫學生“不要多問”的。
老師讓我們周末回家時做個社會調查，詢問那些舊社會的工人們怎麼被資本家“殘酷”剝削，又怎麼同資本家作“鬥争”的。
我認認真真地做了——問了幾十個工人，卻都告訴我他們的老闆怎麼疼愛他們，不像現在餓死都沒有人可憐。
我有一個鄰居以前在一個布行裡當夥計，說是有一年臨近春節老闆還讓他到外地去催款，他不得不出差去了，一路上都在想家裡今年這個年不知要怎麼過才好，回來時剛好除夕，回家一看，家裡年貨應有盡有，即使他在家也不可能置辦這麼豐富。
家裡人告訴他，老闆天天都來詢問他們家還缺什麼，所有的年貨都是老闆一手操辦的。
這樣的“社會調查”我敢交上去嗎？
“社教”開始了，師生們也得參加學校周邊社隊的“階級鬥争”活動。
南方人的普通話不準，農村的幹部們把“社教”念成“邪教”，所以我和同學們一開始都不能理解：好好的為什麼要開展“邪教運動”？
有一次全班去“列席”一個生産隊批鬥“地主分子”的“小鬥争會”，我認為“地主分子”至少也有四五十歲吧，到會一看，被鬥的人才二十歲左右，原來他爸爸才是地主，但解放初已被“鎮壓”。
而他的媽媽——“地主婆”——也被抓來“陪鬥”。
同學們聽了老半天才弄明白他的唯一一條“罪行”是：有一位出身貧農且與他同齡的好友曾請他一起去部隊駐地看電影，他說“現在的電影有什麼好看的！”他的這位“好友”不但“大義滅親”勇敢地“揭發”了他的“罪行”，在會上打他打得最起勁的也是這位“好友”。
圍成鐵桶似的人們越鬥越激動，最後把這個“小地主分子”五花大綁倒吊起來，但“小地主分子”自始至終不流一滴眼淚，可憐的是他的老母親一直跪在地上向大家求饒，磕頭磕到額頭都是血。
同學們義憤填膺，情緒激昂，一次次地高呼口号：“打倒地主！”“打倒地主婆！”“污蔑革命電影就是現行反革命！”“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打倒……！”站在我旁邊的幾個女生叫喊得最起勁，平時那種腼腆、害羞的樣子全不見了。
我突然感到恐怖，恍惚看到自己和父母被批鬥的情景。
因為上個星期六回家時，分明看到離家不遠的一面牆上畫了一個“四類分子彙報欄”，排在第一位的就是我的爸爸！
第二天老師布置的作文題目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争——批鬥會觀後感”，我托病交了白卷。
學校還組織師生們到農村去聽老貧農“憶苦思甜”，哭訴舊社會的艱苦日子，但沒有一次引起共鳴——同學們天天還在挨餓，舊社會再餓估計也是這個樣子！偏偏有的“貧下中農”也不懂什麼“政治”，經常講錯，有的發言者罵錯對象，竟把眼下受的苦也算在地主富農“殘酷剝削”的帳上，有人罵“反動派”搞什麼“大躍進”、“一大二公”弄得大家沒飯吃，“要不是毛主席給我們分了一點自留地，村裡人早都餓死了。
”……弄得組織者啼笑皆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