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
爸爸幹不了重活，隊長安排他去放牛——這一時期可能是他十幾年來最美好的時光了——他把牛牽到河邊草地，給那些放牛放羊的孩子們講故事，中午吃媽媽給他準備的午餐，直到傍晚才把牛牽回生産隊的牛棚裡。
隊長安排我“挑水肥（人糞尿）”，從生産隊“公共廁所”的糞坑到田裡差不多兩公裡，大概是想試試我這城裡來的“長期吃閑飯”的“白臉書生”吧，誰知我一聲不吭，跟其他“強勞力”一樣一天完成了6擔的任務（來回得走二十幾公裡路程，一半時間挑着重擔），回來的路上還不時蹲下來玩一玩路邊的小草，有幾次社員們還以為我肚子疼呢。
媽媽是我們家最強的勞動力，不管隊長分配她幹什麼，她都做得比别人好，超過婦女隊長，還常常督促其他社員積極勞動、不怠工——她真把生産隊當成自己的家了。
晚上參加生産隊的“政治評分”，我早就知道這種“工分差一厘，吵到雞欲啼”的農村“夜生活”主要内容，這一次是身臨其境了：按慣例人到齊了隊長宣布“政治學習”開始，還要點名，遲到、早退、缺席都會遭受嚴厲的懲罰（扣工分）；接着由“政治隊長”帶領大家“讀”一段“最高指示”（毛主席語錄），再念一篇當日報紙的重要文章（主要是“兩報一刊”社論），有時候還要聽一段公社王書記的“訓話”，然後才“言歸正傳”——“評”工分。
“強勞力”（會犁田、耙田的）10分，次者9分，女的“強勞力”即使會犁田耙田最多也隻能“評”到8分（極其明顯的重男輕女，我曾經問過隊長“這是為什麼”，回答是“男人當然要多些，不然怎麼有錢讨老婆？”），這都是隻有“貧下中農”才能得到的待遇，“中農”成分要扣一分，“上中農”再扣一分，“四類分子”（我的爸爸就是一個）表現得再好最多也隻能“評”到5分！
我今天的表現特好，被“評”了8分，跟女隊長“同酬”——她今天挑的“水肥”同我一樣多，與她相比我覺得并不吃虧。
社員們沒有把我看做“四類分子家屬”，而是他們新認識的一種人——“下鄉知青”，聽說“知青”在各地經常鬧事，所以公社裡開會說“對下鄉知青要‘照顧一些’、‘體諒’一些。
”
我媽媽今天隻能得到6分——以後的幾年間也永遠得6分工分，理由是“四類分子家屬”，這多少傷了媽媽的自尊心。
我勸媽媽不必再争了，别的“四類分子家屬”最多也隻能“評”到5分！
第一天沒有看到“評工分”争吵的現象，我覺得有點“遺憾”。
時間還早着，社員們開始注意到我這個“新農民”了，我拿着當天的報紙，看到一整版的“革命曆史歌曲”，哼了一句“到敵人後方去”，沒想到“政治隊長”突然建議我“給大家唱一曲怎麼樣？”所有的人都鼓掌起來，我不敢違命，唱了一首《大刀進行曲》，其實我還從來沒有唱過這首歌呢，隻是聽爸爸哼過，就按照報紙上的歌詞唱出來，獲得滿堂喝彩。
隊長幹脆讓我教大家唱歌，從此我就成了隊裡的“教歌員”了。
生産隊裡有7個“隊委”：生産隊長，政治隊長，婦女隊長，會計，出納員，倉管員，記工員。
老人們說，這已經超過清朝一個縣“衙門”官吏們的“編制”了——縣“衙門”有縣官、師爺、通判、捕快、押司、獄長等，其餘（衙役等）都是“臨時工”。
我是“教歌員”，被社員們揶揄為“老八”，算是“編外幹部”吧。
也許是因為“老八”的緣故，我天天享受“8分”工分的待遇，始終未變過，再加上後來縣“四面向”通知每個知青一個月發8元錢生活補貼費（發了幾個月，以後又沒有了），我自诩為“三八農民”。
隊裡的老農和“強勞力”們好心要教我學犁田耙田，說學會這活可以多掙工分，我每一次都借故推脫不學，其實我壓根就不想呆在農村“滾一輩子泥巴”。
有個八十幾歲的老農認識我爺爺，給我講